這篇論文主要論述的就是宋代科舉的發展變化對宋代文化的普及發展有推動作用，也影響了蘇軾文章的風格取向。而蘇軾的文章也是由于科舉的發展逐漸成為士子們應舉的敲門磚。

首先，宋代的科舉放寬了錄取和作用的范圍。這就徹底打破了唐代的門第限制，不管什么出身，怎樣的背景，只要有文化的讀書人，都可以來應舉，參加考試，對于屢考不第的考生，允許他們在遇到皇帝策試時，報名參加附試，叫特奏名。也可奏請皇帝開恩，賞賜出身資格，委派官吏，開后世恩科的先例。蘇軾的父親蘇洵，一介布衣，其子也能高中，并順利步入官場，這都是科舉制度發展的成果。

其次，從宋代開始，科舉開始實行糊名和謄錄，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考官評閱試卷時，不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連考生的字跡也無從辨認。這種制度，對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確產生了很大的效力。以至歐陽修看到蘇軾那篇《刑賞忠厚直至論》的時候，由于其文采出眾，誤以為是弟子曾鞏的佳作，為了避嫌只能讓其屈居第二。北宋至和、嘉祐年間，科舉考試中流行一種病態的文風，讀書人作文喜歡離奇怪澀，讀起來不清不楚，無法成句成篇。這是梁唐以來的惡習，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非常不喜歡這種缺乏生命力的雕靡之風，他下定決心，要摒除這種習氣，他聲稱：如果主持科舉考試，凡是文章涉及到浮華雕飾的，一律不取。蘇洵也提倡寫老實文章，要求言之有物。但是由于他地處西南，在風格上與東南士子有很大區別，東南士子精于時文程式，而蜀士則長于文勢議論，兩者相差之大，有如“枘鑿不相入”。他一直屢考不中，對科舉徹底失望，轉而把“萬卷平戎策”，化作“田園教子書”，一心一意培養蘇軾兄弟二人。蘇洵絕對不想把自己的兩個兒子教成書呆子。他的文章或要求兒子們做的文章都力求言之有物，具有強烈的經世致用的色彩。所以后來蘇軾作文，非常重視“命意”，或以引發哲理，或從一些分散零碎的事例里發現并挖掘出蘊涵于其中的生活的必然，或集敘事、說理、抒情于一體，思想深邃，極具個性。敘述描寫議論抒情交替使用，寫景狀物揮灑自如，字里行間滲透出一種獨具智慧的出世入世的超脫與曠達。這都與其父的教導密切相關的。

其三，科舉制度在內容上有些變動，逐漸重視策論。考試內容多樣化。進士科由進士詩賦為主改為經義、詩賦、策、論并重。在當時，蘇洵與歐陽修也一定算得上朝野知音，每次他到京城，雖然一介布衣，常常被當時的享有盛名的歐陽修請入家中，以上賓之禮相待。可見其當時的地位與影響。他細心地將全部的歐陽修的所有的文章收集起來，讓兒子們仔細地揣摩他的遣詞造句修辭用典謀篇布局，甚至他的詩詞，他向皇帝上呈的奏章，他在文人雅集的唱酬趣聞，這些都成了蘇東坡兄弟學習模仿的榜樣，由此可見蘇洵是用心良苦，在總結了自己失敗的經驗后，給兒子們指出了一條成功之路。 1057年，朝廷任命歐陽修權知貢舉，負責高考命題，銓選天下舉子。蘇軾蘇轍兄弟各自以滿分和高分作文金榜題名。這一年的科舉考試在文學史上有重大的意義，尤其是因為他的努力，景祐以來“以怪誕詆訕為高、以流蕩猥煩為瞻”，追求“險怪奇澀”的科場文風遭到摒棄。但是應當注意到，這一切并沒有打破舊制度，“先策論后詩賦”的制度化的努力沒有得到實現，只是有點變動，要求官員們在決定成績時兼顧策論，還是以詩賦為主。據說蘇軾本來不善于作律賦，在嘉佑二年的省試中他的賦卷原已被其他考官過落，后來因梅堯臣發現了他所作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向歐陽修大力推薦，才被擢高第。仁宗嘉祐以后直到治平年間，策論在科舉考試中已經受到相當的重視。蘇軾說：“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于世，而詩賦幾至于熄。”這表明寫作策論在仁宗朝的末期開始成為了士人階層新的流行風氣。宋嘉祐二年（1057），他在參加全國選拔進士的會考中，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等人的高度賞識，從此，出人頭地，踏入仕途。

這篇策論雖然是考卷，卻并非應付考試，也沒有刻意推測考官喜歡什么，思考的問題也相當深刻。一個看起來似乎很枯燥的題目，作者卻說得有聲有色，好像早就成竹在胸。完全沒有一般試卷的戰戰兢兢揣摩諂媚討好之相，就是在平常時刻，風清月白，靈思忽至所得之文，也不過如此。如果不說是策論，讀者是想不到它只是一紙試卷的。區區六百言，讀起來有青銅之音。蘇軾的策論都是受先秦散文的影響，尤其是《戰國策》，他的文章特點是最長于說事，無論個人陳述或雙方辯論，都喜歡夸張渲染，充分發揮，暢所欲言，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他的政治論文寫作上善于隨機生發，或翻空出奇，對士子的科場考試頗有用處，因此從北宋中葉以來，一直成為應舉士子的敲門磚。“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 [11]，這四句秀才們的口頭禪就是這樣來的。

由此可見，科舉制度不僅影響考場的文風，也影響社會上的文風，必然影響了蘇軾的文章風格，也成就了蘇軾的一生，而蘇軾的文章此后也成為士子們應舉的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