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愛情的利先生》將故事發生的場景設定在現代，融合人物在當代都市發展過程中的經歷，描繪人物的生活閱歷，表現人物家庭和成長環境對人物性格形成的作用，使人物的形象更豐滿、更立體化。

比如紀智珍，從小在富貴之家長大，周圍是寵愛她的紀母、疼愛她的紀父、懂事照顧她的哥哥紀振宇，以及受其家世影響而順從她、與她做好朋友的裴旖旎等人，這使她養成了以自我為中心的思考邏輯，人本不壞，但頭腦簡單、性格強勢。她的生活順風順水，一直沒有遇到挫折，除了喜歡利耀南這件事。于是在利耀南喜歡上劉欣桐后，紀智珍簡單地認定是劉欣桐搶走了自己愛的人，而絲毫沒有意識到利耀南從頭至尾都沒有喜歡過自己這個問題。她傷心失落，受不了失去所謂的愛人的刺激和痛苦，于是她試圖用各種辦法欺負劉欣桐、逼迫劉欣桐離開利耀南。而在利承俊誘導、威脅她與自己假裝情侶、合作拆散利耀南與劉欣桐時，她雖然懷疑利承俊的人品，但還是選擇以這種方式刺激利耀南，試圖引起利耀南的注意。最后，在和利耀南談起是否仍然愛著劉欣桐，徹底感悟到利耀南對自己毫無愛意，痛感自己十幾年的感情抵不過劉欣桐的一句話之后，她燃起了濃濃的恨意，不惜重新與利承俊合作，帶著害怕、遲疑與歉意，試圖偷出紀氏集團的財務印章。她害怕自己的行為被養育自己多年的紀家父母知道，也害怕失去富貴人家女兒的身份，害怕辜負紀家人對自己的疼愛，卻也容不得利耀南與還是窮人家女兒而實為紀家的親生女兒的劉欣桐幸福快樂地在一起，要報復利耀南對自己的“無情”，因此一步錯步步錯。

再比如紀振宇，養子的身份眾人皆知，一方面受到紀家的關心和照顧，另一方面也因沒有血緣關系和紀智珍的出世被紀母忽略、使喚，因而形成謙和、自卑的性格。此外，他喜歡畫畫并小有成就，有著藝術家的孤獨與驕傲，似乎無所求。也因此，在遇上劉欣桐后，他有了渴望據為己有的對象，產生了強烈的保護欲與占有欲，一邊裝病、裝糊涂等，一邊又反省、矛盾、自責。還有紀母早期對吳玥、劉欣桐的猜疑，利耀南對家的渴望等，都和他們各自的生活背景、經歷有關。

在劇情中用些許筆墨，試圖真實地挖掘人物的生活背景，勾勒人物的人生經歷，為觀眾提供了這些人物性格的依據，使得這些虛構的人物更形象化、立體化，也讓觀眾在其中找到一絲共鳴，產生親近感、真實感。

二、人物精神面貌與生活的多樣化

劉欣桐對愛小心翼翼，在愛的過程中遇到阻礙就不加判斷地自責，由一個萬事靠自己的平凡女孩到最后得到眾人寵愛的千金；利耀南和紀智珍對愛的霸道，紀振宇的卑微插足，吳玥的拜金主義，歐陽澈的純愛模式，共同體現了當今時代下青年的愛情現實，或兩情相悅，或愛而不得，或有緣無分，甜美、浪漫、曲折、殘酷，刻畫了青年們的愛情眾生相，也表現了青年對愛的迷茫。

利承俊為了獲得大量金錢和在利氏集團的權力而不擇手段，利耀南對母親的思念以及對家庭的渴望，吳玥對美色、奢侈品的嗜好、為愛迷失等，符合當下青年多樣的價值觀與人生觀。紀智珍的吼、叫、喊式臺詞，劉欣桐的哭泣表達，利耀南偶爾的歇斯底里，吳玥的豪爽且見風就起浪，紀振宇一向的慢條斯理、不急不緩，不同的臺詞、講話風格展現了各色青年的個性、性格，能夠讓受眾聯想起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各樣的人，使原本離受眾現實很遠的偶像劇靠近了真實生活一點點。

在造型上，《遇見愛情的利先生》因為在 2014 年 6 月殺青，在 2017 年 1 月首播，中間隔了 2 年多，時尚潮流和人們的審美相比拍攝的時候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而劇中人物的服飾以裙子、工作休閑裝為主，雖然沒有十分新潮，但基本上也契合現實人們的服飾。而比較特別的一些服飾，比如吳玥的緊身超短裙、利承俊奇怪的褲子顏色等，符合現實中求新立異、奇裝異服的現象，有利于表現劇中人物的個性化。

在全劇中，通過刻畫人物多樣化的生活選擇、情感偏向、服飾等，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生活中人們豐富的精神面貌和多樣化的生活，反映了青春當中既美麗又殘酷的各種現狀，使青春偶像劇更接近受眾，激發受眾產生共鳴。

青春偶像劇戲劇性與真實性的關系

戲劇性與真實性在青春偶像劇中的多種呈現，表現出青春偶像劇戲劇性與真實性的對立統一關系，戲劇性與真實性相互獨立，又互相聯結，相互作用。以《遇見愛情的利先生》為例，劇情中的戲劇性過多或真實性過少顯然都不受受眾歡迎，二者呈現出相輔相成的作用。

一、真實性是戲劇性的立足點

藝術來自于現實生活，電視劇的藝術魅力在于對現實生活的模仿和反映，因而青春偶像劇也應該是現實生活的縮影，而戲劇性也應以現實生活為創作源泉，以真實性為基礎。但是，當前許多青春偶像劇往往盲目地追求戲劇性，而忽略了其中的真實性。

在《遇見愛情的利先生》中，表現出了人物所處的生活背景對其性格的影響，以及人物精神面貌與生活的多樣化，這兩種真實性正是該劇中表現人物錯綜復雜的情感關系戲劇性的基礎，取得較強的戲劇性效果。而一些脫離現實的戲劇性設置，則扭曲成了偽戲劇性。

針對劇中吳春英用自己的手機給劉欣桐和利耀南分別發送分手短信一事，只需劉欣桐與利耀南這兩個當事人稍微一思考，便能發現其中的手機號碼不符、吳春英的反常等漏洞，而據此破解謊言。但在該劇中，卻被設計成了當事人看到短信便傷心不已，吳玥借用吳春英手機時意外發現里面的相同短信，吳春英慌忙搶回手機，吳玥懷疑吳春英，于是告訴劉欣桐，但是劉欣桐不愿意相信，然后吳玥忍不住告訴了利耀南事情的始末，這一誤會和沖突才得以解決。又比如紀智珍灌醉劉欣桐，把她送至紀振宇的房間，制造了兩人發生關系的誤解，在劇情中被演繹為紀母發現二人同在一張床上，家人朋友便全都誤會，紀父讓紀振宇負責，劉欣桐驚恐羞愧而與利耀南分開，最后劉欣桐離家出走，紀振宇才說出實情。正常而言，一個成年人從衣服的情況、紀振宇的反應等是可以正確判斷是否發生關系的，但劉欣桐這個當事人竟不能判斷自己是否發生關系，其他人更是直接忽視這些常識，相當于所有人都沒有深入了解此事，只根據紀母的所見就給事情定性，并且是一味地偏向對劉欣桐不利的一面，顯得非常片面。

這兩件戲劇性的事件原本可以很簡單就完結，該劇卻試圖用更多的戲劇性內容進行填充之后才道出真相，不僅沒有增加戲劇性，反而因為脫離真實性，脫離受眾真實的認知水平，導致受眾憤怒地吐槽“臺上的是瘋子，臺下的是傻子”。可見如果青春偶像劇中的戲劇性沒有以真實性為基礎，不遵循真實性是戲劇性的立足點這一關系，戲劇性的編排將失去現實根基，淪為偽戲劇性，自身就削弱戲劇性，對劇情的戲劇性表現有害無利。

二、戲劇性痕跡過重損害真實性

戲劇性應建立在真實性的基礎上，但過多的戲劇性會暴露出編造痕跡過重的缺點，嚴重損害青春偶像劇的真實性。

在《遇見愛情的利先生》中，人物設定的極端化、扁平化顯然忽略了人性的復雜性。即使是處在人生的青春階段，人性也是復雜的，單調化、單純化的角色設定，非此即彼的角色定位，讓人物對立在真善美、假丑惡的兩端，乍看確實讓受眾覺得對比分明、易于理解，從而突出了戲劇性。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全部人物都按這樣的設置形式定位，則會導致人物形象沒有層次感，缺乏豐富的內涵，受眾在觀看了一段時間后便會覺得索然無味，再多的戲劇性也是徒然。

另外，劇中人物的關系剪不斷理還亂，這么復雜的關系集中在幾個人的身上，在現實中顯然是極其罕見的低概率事件，屬于反常態現象，違背常規現實，加上全劇中高密度的沖突性與偶然性尤其是大量的偷聽，一方面滿足受眾的獵奇心理和看客心態，另一方面給觀眾留下了刻板印象，被認為劇情全無新意、胡亂編造，被吐槽全劇的真相全由偷聽揭示，除了在門外、在樹后、在樓梯口等地偷聽，該劇再也沒有別的思路，非常老套，沒有驚喜；再加上大量且重復的回憶，這些都打亂了劇情的節奏，使劇情拖沓，也讓觀眾看得“心累”，直呼“狗血”。

更值得注意的是，該劇的結局采用了青春偶像劇傳統的“Happy ending”模式，即劉欣桐與利耀南幸福地在一起；紀振宇重新正視自己的感情，吳玥認清自己，二人走到一起；利承俊因為流產事件心生悔意；吳春英與紀智珍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做回情深母女，且劉欣桐原諒了吳春英；紀母與劉欣桐溫馨相認等。這樣的結局無疑也是全劇的戲劇性之一，但其違背了在此之前激烈的沖突與矛盾的節奏，不符合劇情的趨勢和走向，是急轉直下、矯揉造作的完美結局，與普通受眾的選擇有偏差。此外，劇中紀母時常戴著自行車內胎一般粗的金鏈子等細節也惹得不少觀眾評論“浮夸”“導演、編劇神經大條”。

綜上，編造痕跡過重的戲劇性使得《遇見愛情的利先生》沒有取得應有的戲劇性效果，反而讓該劇幾乎成為處在虛幻境界但披著現代外衣的童話，胡編亂造、嘩眾取寵，戲劇性變得低俗，偏離了時下大眾的審美，與現實格格不入，損害了青春偶像劇的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