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突發的安全事故一貫是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話題。在媒體時代，新媒體對學校安全事故的報道力度加大、速度加快，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同時也引起一系列的社會效應。本文通過對媒體曝光的學校事故及其發生的背景進行分析，了解該事故被曝光產生的正面及負面社會效應，為媒體規范報道學校安全事故提出合理化的建議。

（一）信息技術時代，科學技術的不斷革新

鄧小平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隨著電子計算機的普及應用及計算機與現代通信技術的有機結合，人類開始了第五次信息技術革命。無論是通信還是計算機，速度都越來越快、容量越來越大，綜合化的趨勢使業務和網絡實現一體化，變得更加便捷，而數字化是實現綜合化的一種有效手段，促進了信息的快速傳播。對于個體而言，在世界的任意一個地方都可以擁有相同的通訊手段，可以接受同樣的信息資源，使用同樣的信息加工手段。互聯網的發展也加速了手機、電腦等電子產品的發明和革新，聯結了全世界，使得龐大的地球變成了地球村，時效性也成了時代的標志，成了衡量速度快慢的標準。學校突發安全事故的報道中，計算機信息網絡的報道占領了主要市場。由于它具有方便快速、反映靈敏、可以讓觀眾公開平等自由交流等特點，相對于報刊雜志、廣播電視更受觀眾、讀者們的青睞。

（二）新聞傳媒時代，快速反應機制的形成

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自由開放發展，新聞媒體也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進行著市場化的洗禮。新聞記者走出去，新聞媒體直接面向市場、面向社會，改變大包大攬的傳統模式，形成以市場為導向，追求以高時效、高質量、高利潤為主導的創辦報刊和網絡營銷模式。在利益的驅使下，新聞媒體相互爭搶新聞，新聞內容力求新穎、便捷，可以快速被讀者攝入腦中，這種既求質量又求數量的新聞要求，不僅激發了新聞記者積極主動創作的熱情，而且對媒體記者的創造性和反應速度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在這樣的局勢下，有關學校突發安全事故報道的快速反應機制也應運而生。記者以自己職業的敏感性將學校突發的安全事故在媒體面前及時、快速、高效地暴露無遺，讓讀者、觀眾在法治感、道德感的催促下，可以快速對事故作出反應，及時了解事故的進展，并關注后續追蹤報道。

（三）獨生子女時代，社會對孩子重視度的提高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我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政策，1982 年將一對城市漢族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優生優育定為基本國策，2001 年更是以法律的形式對此事件作出了規定。隨著生活條件越來越好，而許多家庭只有一個孩子，每個家庭的父母加上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將所有時間和精力都放在一個孩子身上，對孩子的重視度大大提高，有的甚至將孩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總是竭盡所能給孩子最好的。而在家長所重視的孩子問題中，安全問題毋庸置疑處在第一位。近幾年隨著失獨老人問題的報道，對獨生子女安全問題的關注度又一次掀起高潮。繼“中國式過馬路”后，“中國式接孩子”[8]又成了熱門話題，家長們開著電瓶車、汽車等各式交通工具接送孩子上下學，多位家長表示，之所以要接送孩子，小孩放學路上的安全是他們最擔心的，除此之外路上的“不良”商店以及孩子學壞等問題也迫使家長不得不接送孩子上下學。正因為家長對孩子安全問題的重視，提高了整個社會對孩子安全問題的重視度，孩子校園安全問題也就成了新聞媒體的敏感話題。

（四）社會轉型時代，民主法治意識深入人心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加快發展，黨和國家不斷完善我國的法律系統，加大民主法治的宣傳力度，使整個社會公眾的民主意識得到極大的增長，公平、公正、民主、平等的處世原則深入人心。民主法制意識和公民的知情權逐步提高，使許多事情更加透明化，向傳統的對學校突發安全事故“遮掩”、“隱瞞”、“私了”、甚至“不了了之”的行為發出了挑戰。公開、透明的處理方式，尋求知情、民主、公正的公眾意識，以及“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社會氛圍，使新聞媒體敢于說真話、說實話，將學校突發的安全事故披露和曝光于大眾的視線中，讓社會大眾共同監督學校、政府妥善處理好后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