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數字技術、多媒體技術帶來了新媒體時代，傳播權力的泛化和傳播資源的全民共享伴生而來。技術為媒介插上了多樣化生產、多種方式呈現、多渠道傳播的翅膀，也為受眾賦權，人人都有麥克風，自媒體崛起。新媒體這一技術創新如同蝴蝶效應一般，一經形成便掀起傳媒業天翻地覆的革新。新聞業在最初只做被動的適應，并承擔著來自市場、體制、組織三者的壓力，在某一方力量或強或弱的狀態下，矛盾問題便暴露出來。

1傳統媒體發展遭遇瓶頸

20世紀 80 年代以來，我國的媒介體制一直都是“一元體制，二元運作”。媒體需要進行市場化的運營，依靠廣告收入和發行量來獲得營收。同時它作為“黨和人民的喉舌”、公共領地，又必須承載著社會公共服務和回應公眾知情權的職能。2012 年以前，商業目標與公共職能還能相安無事的齊頭并進，但到 2012 年往后，新媒體大舉進入公眾視線后，傳統媒體開始面臨受眾被分流、廣告市場被分割的收入斷崖式跌落。就目前已有數據顯示，報業廣告自 2012 年開始開始大幅下降，2015 年降幅達到了全所未有的 35.4%。①傳統媒體發展遭遇瓶頸，出現報紙倒閉、媒體人離職、新聞尋租等一系列連鎖反應。

報業因為商業模式單一而在與大放異彩的新媒體對比中顯得捉襟見肘，由此而導致的直接影響便是報業集團進行媒介融合轉型，少部分沒有熬過資本寒冬的報紙則以停辦告終。如 2016 年 1 月 1 日《九江晨報》正式停刊，17 年 1 月 1 日《東方早報》停刊并將業務整體遷移至澎湃新聞。

從業者作為媒介組織成員也受到了間接利益的影響。積極者離職創業，消極者則在組織經營壓力和市場誘惑下放棄對職業倫理的堅守，開始進行有償新聞甚至新聞尋租。2013  年《新快報》陳永洲事件則將記者罔顧事實、捏造假新聞以實施新聞敲詐的陰暗面推向前臺。

2商業主義盛行

正如黃色新聞大戰中媒體為了吸引受眾肆意報道刺激性新聞一樣，媒體娛樂化傾向的背后也包含著同樣的商業邏輯。當我們的目光更多地被特朗普美麗智慧的女兒伊萬卡吸引，當我們擺脫唯金牌論更關注運動員的表情包、顏值與肌肉時，新聞媒體議程設置的目的達到了，注意力經濟形成了，娛樂化的傾向也在潛移默化中深入新聞報道中。并不能說這是專業主義消退的表現，只能說在“主義”與“生意”的較量中，這竿天平偏向了“生意”。“生意”所代表的商業主義成了傳統媒體被新媒體沖擊時信奉的原則。

除了依靠娛樂化的報道方式吸引受眾眼球，新媒體還通過“搶新聞”，即搶時效和搶獨家來爭奪受眾的注意力。從新聞專業主義的角度來講，搶時效不失為媒體專業性的表現之一，但是不少媒體越過了準確性這一關口，只顧爭搶時效性，則導致了反轉新聞頻頻發生。反轉新聞的源頭是失實報道，多因媒體消息核查不嚴所致。以“江西逃飯女”事件為例，故事被自媒體從論壇上挖掘后，華商報微博端對其進行了轉發，使得這一事件進入媒介議程。其后，不少媒體就華商報的信息進行直接轉載，一片熱炒下該事件成為 2016 年第一個引爆網絡的輿情事件。可以說，這起反轉劇中，華商報等媒體難辭其咎。他們不僅沒能抓住新聞第一落點，并且缺少了把關核實環節。

據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統計，僅 2016 年上半年就發生了 20 起引發輿情反轉的反轉新聞。每一起反轉劇都有其不同的起因和經過，但是當其成為一種現象，每月都有幾起連環上演的時候，公眾的內心已經有了處理基模——從被動接受反轉到“坐等反轉”。反轉新聞作為假新聞的后續形態不僅對當事人、對社會公眾造成了深遠危害，也損害著媒介的信譽。

3“公民記者”帶來的挑戰

UGC（用戶生產內容）模式下，傳受雙方角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受眾不再只是媒介訊息被動的接收者，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上他們搖身一變既可以與專業媒體互動，也能在新聞發生現場充當內容的生產者。據 CNNIC 第 39 次互聯網發展狀況報告顯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 6.95 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人群的占比由 2015 年的 90.1%提升至 95.1%，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網民借助便捷的移動終端發聲。

但是，技術賦權并非莫比烏斯環，它帶來的影響也不外乎具有兩面性。互聯網報告顯示，網民構成中，初中、高中/中專/技校學歷的網民占比分別為 37.3%、26.2%，網民整體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同時，我國目前的媒介素養教育尚未普及，僅為新聞學院專有，因而作為主力軍的中等教育水平網民往往不具有媒介素養。各種因素影響下，我國網民普遍呈現草根化的特點，言論水平不高。他們雖然有了參政議政、推動民主進程的想法，但缺乏理性表達，在輿論事件中常呈現出群情激奮、群體極化的面貌，偏激者利用群體感染機制和匿名心理造成了大規模的輿情事件。

原本負擔輿論引導職能的主流媒體在 UGC 模式的沖擊下丟失了輿情引領的金箍棒，面對輿情事件心有余而力不足，要重新占領高地，就需要加快改革，奪回話語權。

有研究者直言不諱數字時代唱響了專業主義的挽歌：社交媒體代替客戶端、新聞網站，將受眾獲取新聞的“最后一公里”換成了朋友圈、微博，使得專業媒體機構的渠道失靈；新聞記者離職成為潮流，耗費頗多的新聞調查小組解散，從業者用行動唱響挽歌；機器算法、大數據改寫傳統新聞生產模式，內容生產方式的變革意味著新聞專業的消解。

的確，一切矛頭都紛紛指向了新聞專業的界限逐漸消弭，專業新聞的影響力漸趨式微，主流媒體在新媒體的沖擊下被邊緣化。無疑今天的新聞業面臨著諸多的挑戰和未知，但是我們堅持的專業理念，信奉的專業價值真的就毀于新媒體時代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