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上,景泰帝與孫太后由于不同的利益出發點而產生矛盾。對下,景泰帝與群臣之間由于不同的思想出發點而產生矛盾。景泰帝在登基之前,已經有一部分英宗朝臣隨英宗出征而戰死沙場,因而大大削弱了英宗一朝的根基。而剩下一部分人又是能夠在國家危機關頭力挺郕王登帝來掌控國家命運的有識之士,所以在民族危機當前的緊急關頭,景泰帝與各路臣子還是抱團作戰,關系相對緩和的。但是一旦民族危機不再是首要矛盾時,景泰帝與那些堅持正統的傳統士大夫之間的矛盾也在各種因素的催生下顯現出來。自古以來,除去少數民族政權的元朝和清朝外,封建社會的皇位傳承都是在嫡長子繼承制原則下運行的。不管嫡長子賢能與否,皇位都將由嫡長子繼承,否則就會被斥為有違天理,擾亂綱常。作為次子的李世民雖有經世之才,治國偉略,但無權繼承皇位。因此李世民通過玄武門之變這招險棋奪得皇位。但在封建倫理綱常根深蒂固的社會里,政變是有代價的。即使歷史證明唐太宗是一個選賢舉能,治國有方的明君,但是他弒兄奪位的經歷也常常遭到后世文人的詬病。 堅持皇位繼承的正統觀念一直延續到明朝并未改變。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太子朱標病逝后,對于繼承人的選擇也一度讓明太祖苦惱。但最后明太祖還是沒有選立屢建戰功的燕王為太子,而是把皇位傳給了自己的嫡孫朱允炆,這一做法恰恰印證了當時傳統倫理思想里“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李宗侗注譯:《春秋公羊傳今注今譯》卷1《隱公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頁]的觀念。朱祁鈺正是在這樣一種倫理氛圍下登上了皇位。就連他本人在被擁立為帝時的反應也是:“王厲聲曰:‘皇太子在,卿等敢亂法邪!群臣止不敢言。已而復請曰:‘皇太后有命殿下豈可固違。’兵部尚書于謙揚言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愿殿下弘濟艱難,以安宗社以慰人心。’言益懇切王始受命。”[《明英宗實錄》卷181,正統十四年八月丙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3534頁]此處“亂法”的言下之意就是雖然明英宗被俘在外,但是明英宗的太子還在,因而他的繼位則擾亂了嫡長子繼承制這一法度。由此可見嫡長子繼承制這一制度影響的深遠。但是權力的吸引是無法抗拒的,登上皇位后的景泰帝不愿再交回曾經屬于明英宗的這份權利。再者,被俘后明英宗,被瓦剌當成人質隨軍輾轉漂泊,經歷了由錦衣玉食到俘虜階下囚這兩極生活的轉變后,曾親口對李實許下諾言:“愿看守陵寢,或做百姓也好。若不來接取,也先說令人馬擾邊,十年也不休。我身不惜,祖宗社稷天下生靈為重。”[《“土木之變”若干問題探析》,蒲章霞,中央民族大學2010(學位論文)]身處蠻地的英宗一心只想回國,他對皇位的退讓更加助長了景泰帝對加強皇權的欲望。因此,對皇權無比眷戀的景泰帝必然會與傳統道德倫理氛圍下培養出來的的士大夫爭鋒相對。而這一系列的矛盾從景泰登上帝位后便開始產生,并且一直延續到八年后奪門之變的發生。 正統十四年八月明軍大敗于瓦剌后,也先挾持明英宗以作砝碼來攻城略地,掣肘明軍。但是朝廷易主,兵部尚書于謙指揮作戰,統領有方,這讓也先多次吃了閉門羹,挾天子相逼的招數收效不大。再加上與明軍作戰多次失利,所以也先決定放棄明朝太上皇這顆沒有利用價值的棋子,送其回家。可是明英宗一旦安全回來,那景泰帝的處境就極為尷尬。景泰帝也深諳其理,所以對于也先送駕太上皇的行動一直暗中阻撓。首先在派遣與也先進行商洽的人設方面,景泰帝只派出了一些級別很小的官員,借此來表明居高臨下的姿態以及對瓦剌的輕視,試圖把主動權掌控在自己手里。同時在遣使出訪過程中,景泰帝也始終沒有正式提出迎回太上皇一事。面對瓦刺多次送駕天子的提議,景帝也一再以“虜情偽詐”看待,要求邊關嚴防死守,并沒有積極處理迎駕事宜。因此在迎復和送歸明英宗這件事情上一直沒有太大的進展。 本想以送回明朝皇帝作為談判籌碼的也先,發現明朝對這個太上皇根本不上心,更是急著把明英宗陪這個燙手的山芋交出去。景泰元年七月初,禮部侍郎李實等人奉命出訪也先以試探也先求和的真實性,但依然不提及迎回英宗的相關事宜。也先在使團臨行前時對李實說:“差來接駕的人約在八月初五日”[《“土木之變”若干問題探析》,蒲章霞,中央民族大學2010(學位論文)]同時為了表示送還英宗的誠意,也先還調回了大同邊界侵擾明朝的軍隊,并派遣使臣送馬四十二匹、貂鼠皮五十張隨李實到北京奏事。但景泰帝對此事的處置的結果卻是:“二十三日,把禿等奏討使臣,上不許。五府六部多次上章,請遣使,亦不許。”[《“土木之變”若干問題探析》,蒲章霞,中央民族大學2010(學位論文)]當時在朝廷之中,文武百官也都希望迎回英宗,不管怎樣,英宗在朝十四年,他的地位在很多士大夫的心中是無法替代的。李實使團返回明朝后,寧陽候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上奏說:“……臣等切詳虜人悔過請和,實天地宗社之福。皇上德感遠人,使其慚愧息兵,彼此生靈俱免勞苦,宜仍遣實以衣物禮幣詣虜迎復上皇,于理為宜,于事為當。”[《明英宗實錄》卷194,景泰元年七月癸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4090頁]可見在眾人心里,于情于理都應該迎復明英宗。后陳懋、王直又多次上奏,要求早日迎回明英宗。但在朝廷之中一山不容二虎,英宗一旦回朝,那誰來做皇帝?景泰帝的皇位是否保得住?這些問題都是正坐在皇位上的景泰帝所不愿面對的。因此處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景泰帝不愿意對迎駕之事有任何積極的舉動。但一面也先要求送回明英宗,一面群臣要求接回明英宗,景泰帝在兩面夾擊的情況下已經找不到更為正當的理由推托迎駕之事了。 終于在群臣的壓力下,景帝在七月丁卯,于也先的敕書上寫道“……所言欲送回大駕實朕所愿,果出誠心,就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明英宗實錄》卷194,景泰元年七月丁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4099頁]就這樣,迎駕英宗一事才正式提上日程。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用什么禮儀來迎接景泰帝歸朝又引起了景泰帝與朝臣的一番爭論。景泰元年八月初九在同意遣使迎回英宗后,景泰帝即命禮部商討迎接禮儀。禮部尚書胡濙給出的意見是:“宜令本部遣堂上官一人至龍虎臺,錦衣衛遣指揮二人并官校執丹陛駕輦轎至居庸關,各衙門分官至土城外,總兵等官至教場門迎接行禮。太上皇帝車駕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于東上北門南面坐。皇帝出見畢,文武百官朝見,行五拜三叩頭禮。太上皇帝自東上南門,入南城大內。”[《明英宗實錄》卷195,景泰元年八月庚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4119頁]胡濙作為禮部尚書,按照太上皇的級別對迎接事宜作了較為隆重的安排,但明顯不合景泰帝的心意,遭到景泰帝的拒絕。景泰帝最后決定只讓“禮部左侍郎儲懋至龍虎臺,錦衣衛指揮僉事宗鐸領轎馬至居庸關,劉敬領丹陛駕至安定門內,仍命安遠侯柳溥率領馬步官軍沿途迎接”,但柳溥“請給神銃毛馬響鈴等件不許”[《明英宗實錄》卷195,景泰元年八月庚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4119-4120頁],顯然大大簡化了迎接的規模,降低了迎禮的排場。景泰帝的這一安排卻被給事中劉福等人認為迎接禮儀太薄,對此景帝以:“朕尊大兄為太上皇帝,尊禮無加矣。福等顧云太薄,其意何居?”[《明英宗實錄》卷195,景泰元年八月庚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4120頁]進行了反駁。盡管如此,士大夫仍然沒有在此問題有所退讓。當時正好千戶龔遂榮寫信給大學士高谷,認為迎歸禮儀應當隆重,并援引了肅宗迎接太上皇的典禮。禮部尚書胡濙等人便把信上呈景泰帝并借機進言:“肅宗迎上皇典禮,今日正可仿行。陛下宜躬迎安定門外,分遣大臣迎龍虎臺。”[[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胡濙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536頁。]明代李實在其所著的《北使錄》里對“肅宗迎上皇典禮”的情景有具體的描寫:“玄宗遭天寶之亂,避難西蜀,肅宗即位靈武,尊玄宗為上皇大帝。后肅宗復兩京,迎上皇還京。上皇至咸陽,肅宗備法駕迎於望賢樓。上皇在宮南樓,肅宗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于樓下。上皇降樓,抱肅宗而泣,解黃袍自為肅宗著之。”唐肅宗著紫袍千里相迎唐玄宗的故事一直被后世標榜為孝義之舉,宋畫《望賢迎駕圖》描繪的就是幅歷史場景。但士大夫如果想用孝義的帽子扣住景泰帝,那實屬難事。因為景泰帝與明英宗是兄弟關系,不同于唐玄宗與唐肅宗的父子關系,景泰帝與明英宗之間原本不存在皇位的繼承關系,所以在偶然因素下獲得皇位的景泰帝要比通過順利繼位的唐肅宗對皇位來的更敏感,更謹慎。事實也正是如此,在迎禮的問題上景泰帝也毫不讓步,最后以一句“第從朕命,無事紛更”[《“土木之變”若干問題探析》,蒲章霞,中央民族大學2010(學位論文)。]滿含皇上權威的話為此事劃上了句號。 不管怎樣,景泰元年八月丙戌,被俘的明英宗終于回到了闊別一年的故土。雖然景泰帝早在迎歸明英宗之前,就曾得到了于謙“天位已定,寧復有他!”[[清]張廷玉等撰:《明史·于謙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548頁。]的諾言,同時也得到了太上皇“嘗寓事朕弟嗣皇帝位,典神器,奉欽宗祀”,“國家機務,朕弟惟宜”[《“土木之變”若干問題探析》,蒲章霞,中央民族大學2010(學位論文)。]避位詔書的保證,但是景泰帝并沒有放松對明英宗的防范。由于土木之變后英宗被俘,國不可一日無主,所以當時的朱祁鈺臨危受命被選為新皇帝,而明英宗則被冠以太上皇的虛名。一年之后英宗回京后仍然保留此稱號。作為臣子,禮部禮應每年在重大節日以及太上皇生日的時前往南宮為太上皇朝賀。“十一月辛亥,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萬壽節。十二月丙申,復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門。皆不許”[[清]張廷玉等撰:《明史·景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44頁。]。這是符合明朝禮制規定的合法行為,但是景泰帝一次也沒有允許過,妄圖以此來切斷朝中大臣與英宗的聯系。然而卻加深了景泰帝和朝臣的矛盾。“南內深錮,朝謁不許,恩誼恝然”[[清]張廷玉等撰:《明史·景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50頁。]。景泰帝甚至把南宮的樹木全部砍伐,讓人無法藏匿,真正地讓英宗與世隔絕,把英宗處于權力的真空地帶。景泰帝對明英宗所采取的種種措施,引起了朝中許多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標榜士大夫的不滿,他們認為景泰帝的做法有悖倫理道德,因而給予英宗無限同情,以至于在奪門之變中許多士大夫站在英宗一邊。 景泰五年五月,儀制郎中章綸上書景泰帝:“孝弟者,百行之本。愿退朝后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陛下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節旦,率群臣朝見延和門,以展友于之情,實天下之至愿也。”[[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章綸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411頁。]其中“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一句直接點名了皇上與太上皇的尊卑之分,并用儒家傳統的孝悌觀要求景泰帝敬對兄長。無獨有偶,景泰五年七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也慷慨上書到:“臣曩在朝,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慶節,必令群臣朝謁東廡,恩禮隆洽,群臣皆感嘆,謂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愿時時朝見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略治道,歲時令節,俾群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則祖宗在天之神安,天地之心亦安矣。”[[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廖莊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413-4414頁。],此一書直接將昔日明英宗在處理群臣與郕王關系上的慷慨大度與現如今景泰帝在處理群臣與明英宗關系上的私心狹隘做出了鮮明的對比,表達了群臣希望時時朝見南宮,以盡臣子本分。 景泰帝為了加強自身的皇權,www.628tf.com不僅對英宗的生活、權力加以嚴格限制,同時在皇位繼承人上也煞費苦心。在專制皇權時期,皇帝都希望把天下這份基業永遠傳承在自己子孫手中,登上皇位后的景泰帝也是如此。但是這份心愿與當時的情況卻事與愿違。早在郕王被選為帝后沒多久,孫太后就下詔立明英宗兩歲的兒子為太子。這樣也就形成了皇帝和太子并非父子關系而是叔侄關系。景泰三年,景泰帝通過賄賂大臣終于廢黜了太子朱見深而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達到了皇位順利把握在自己一脈中的愿望。但是好景不長,景泰四年十一月,景泰帝唯一的兒子朱見濟在被選立為太子后一年就病死,這樣太子的位置因之空缺。 朱見濟死后沒過多久,大臣便開始上言要復立朱見深為太子。景泰帝雖然只有朱見濟一個兒子,但太子死時,景泰帝才二十六歲 ,完全有可能再誕子嗣。但是景泰帝改立太子已經讓許多堅守正統的士大夫心生不滿,現在朱見濟病死,皇位空缺,正好是扭轉綱常的最佳時機。景泰五年五月,御史鐘同就在奏章中這樣寫道:“父有天下,固當傳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清]張廷玉等撰:《明史·鍾同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409頁。]。奏章的意思很清楚,認為景泰帝改立太子就是有違天命,言下之意就是太子還是當立朱見深。禮部郎中章綸也上書景泰帝,以“陛下親受冊,是上皇之臣也”這樣的句子提醒景泰帝,明英宗才是正統,自己是得位于英宗罷了。這樣直言不諱的話對景泰帝來說是對他皇位權威性的最大挑戰,景泰帝因此大怒,“立執綸及鐘同下詔獄。”[[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章綸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411頁。] 即使這樣也沒能阻擋住士大夫繼續進言景泰帝冊立明英宗的兒子朱見深為太子。同年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又上疏:“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歟?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系屬天下之人心,即弭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廖莊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414頁。]。雖然這道奏折不像之前的奏章那樣言辭激烈,但景泰帝仍接受不了臣子在選立太子的問題有任何不和自己心意的想法。次年廖莊“以母喪,赴京關給勘合,詣東角門朝見。帝憶莊前疏,命廷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同上]。一年之后景泰帝還對能廖莊的奏折有如此深刻的印象,足以看出景泰帝對于提議復立太子這個話題的敏感度。 雖然群臣的進言沒有起到實質性的效果,但是一種維護明英宗為正統的思想氛圍卻一直延續下來。景泰七年順天府鄉試的題目中居然出現了“雖欲自絕,有無正統”[[明]尹直:《謇齋瑣綴錄》卷二,鄧世龍《國朝典故》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頁。]的字句。這句話暗指景泰帝沒有皇子,皇位本應在英宗一系傳承。這樣的話普遍地反映了當時士大夫的一種觀點,即在他們眼里明英宗就是正統,朱見深理應為太子。可見,從景泰帝繼位以來,景泰帝與飽受傳統理學思想觀念洗禮的士大夫之間就一直存在著不可磨合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