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不斷強化。最高統治者極力加強皇權，同時又十分注意避免下級官員權力的過分集中，力圖構建一個金字塔型結構的權力運行機制，從而更好地保證對權力的絕對控制，以維護政局的穩定。有明一代自朱元璋的胡藍之獄起，至明成祖的靖難之役，再到明宣宗平叛漢王之亂，前期幾代皇帝基本上都能掃除任期之內阻礙其集權統治的障礙，使皇帝能夠掌握足夠的權力控制朝政，其絕對權力中心地位不會被動搖。但是土木之變后，情況有了極大的變化。雖然明英宗唯一的弟弟登上了帝位，并在于謙等人的輔佐下取得了京城保衛戰的勝利，使明朝的統治得以重回正軌，但是在土木之變后的八年時間里，權力中心內部充滿了矛盾。最高執政者景泰帝則直接受到這些矛盾的挑戰。

一：朱祁鈺其人

朱祁鈺，生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母親吳氏，本為漢王朱高煦府中女眷。漢王起兵后，明宣宗御駕親征，擒住漢王，平定叛亂。漢王府中的女眷也因此充宮為奴。回京途中，明宣宗見到美麗的吳氏并寵幸了她。回京后把吳氏安置在宮外不遠處的大宅院中并時時臨行。宣德三年生下朱祁鈺，成為宣宗的二皇子。母憑子貴，吳氏由于誕下皇子而封為賢妃。但由于出身低微，所以仍然被安排在宮外生活。宣德八年（1433年），宣宗病逝。皇太子朱祁鎮繼位登基，成為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鈺被封為郕王。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在太監王振的慫恿下御駕親征，抗擊瓦剌。郕王朱祁鈺被封為監國，留守京城。結果土木堡一戰，明軍大敗，皇帝被俘，瓦剌趁機圍攻京城.明英宗被俘時，英宗之子兩歲，郕王朱祁鈺二十二歲。在外敵入侵，主少國疑的情況下，以于謙為首的大臣力推朱祁鈺登上帝位，主張朝政。自此，以朱祁鈺為中心的皇權逐漸形成。但皇權在其形成過程中又一直遭受到各方面的威脅與挑戰。

二：景泰帝與孫太后的矛盾

孫太后，山東鄒平人。父親孫忠任河南省永城縣主簿，與同為永城縣人的彭城伯夫人（仁宗皇后之母）相識。彭城伯父人非常喜愛孫忠之女。在彭城伯夫人的力薦下，孫忠之女在十余歲時便入宮交由仁宗皇后親自教養。永樂十五年(1417),明成祖冊封山東濟寧人胡善祥之女胡氏為皇太孫妃，孫氏被封為皇太孫嬪[ 《宣宗孫皇后與明朝中葉政治》，林延清，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2月]。宣宗登基后，冊封胡氏為皇后，孫氏為貴妃。按照舊例，后宮中只有皇后才能同時掌有金冊與金印，而皇貴妃與妃嬪只享金冊，不予金印，以示地位之別。當時還只是皇貴妃的孫氏恃寵而驕，宣宗破例授其金印，“貴妃有寶自此始”[[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孝恭孫皇后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514頁。]。時為皇貴妃的孫氏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通過“陰取宮人子為己子”[[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孝恭孫皇后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514頁]的手段來使宣宗廢掉胡皇后而改立自己為皇后的盜子成名之說也廣見記載。不管這些記載是否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孫太后決不是一個甘于寂寞后宮的女流之輩。作為明英宗的母親，孫太后必然會竭力維護明英宗的地位，進而確保自己皇太后的身份。景帝并非孫太后所出，其生母為吳賢妃。而宣宗又僅有兩個妃子生下皇子，其一是孫皇后，其二就是吳賢妃。故以孫太后的性格必然會與并非嫡出的景泰帝在權力爭奪的道路上產生一系列斗爭。當明英宗被俘虜的消息傳到北京后，孫太后頒布詔令稱“邇者虜寇犯邊，皇帝率六軍親征，已嘗敕爾朝百官。今尚未班師，國家庶務不可久曠，特命爾暫總百官理其事。”[《明英宗實錄》卷181，正統十四年八月乙丑，www.628tf.com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3510頁]詔書的意思很明確，當朝皇帝在外未歸，所以只是讓郕王代管國事作為權宜之計。如此還不放心，兩天后又命司禮監太監金英傳旨：“今立皇帝庶長子見深為皇太子，該衙門便整理合行事宜，擇日具儀以聞。”[《明英宗實錄》卷181，正統十四年八月丁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3512頁]這是孫太后為了保證皇位仍在明英宗一系中傳承而想出來的手段，也是為了制約郕王的權力。可是面對外敵入侵的緊張局勢，沒有實權的監國朱祁鈺政令很難施行，所以群臣百官以“皇太子幼沖，國勢危殆，人心洶涌。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奠宗社”[《明英宗實錄》卷181，正統十四年八月丙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3533-3534頁]請命孫太后立郕王為帝。群臣的奏請使得孫太后制權郕王的計劃破產。在此情況下，孫太后即使心有不愿，也改變不了郕王由監國變為皇帝的趨勢了。“九月癸末，王即皇帝位。”[[清]張廷玉等撰：《明史·景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41頁]終于，在于謙等股肱之臣的輔佐下景泰帝帶領明朝擊退了瓦剌的多次進攻，京師遂安。

景泰元年，英宗“北狩”歸來，被困南宮，孫太后仍對英宗照顧有加，多次前往南宮看望他，聯系未有間斷：“及還，幽南宮，太后數入省視”[[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后妃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404頁]。由此可見孫太后對英宗的關心。然而，孫太后對英宗的關懷不僅僅是生活照料上的噓寒問暖關，從史料記載來看，孫太后在奪門之變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無與倫比的。奪門之變前夕，石亨、徐有貞等復辟策劃者非常清楚孫太后在皇位問題上所持的立場與其能夠發揮的作用，因此特意把計劃告訴了孫太后。孫太后知曉后，非但沒有阻止這場可能引發混亂的宮廷政變，反而下詔“天子疾大漸，殆興，天位久虛。上皇居南內于今八年，圣德無虧，天意有在。以奸臣擅謀，閉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于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明]黃光昇：《昭代典則》卷16，景泰八年正月。有些書（如《明通鑒》）則認為這封懿旨是政變集團的矯詔。但考孫太后的一貫行事作風，英宗復位于她大大有利，她應是持支持態度的，似乎用不著矯詔。說“矯詔”的，無非是為君主諱。]。此詔書既表露了孫太后欲扶英宗上位的野心，也大大助長了復辟集團的勢力，為復辟集團提供了名義上的保障。為了表現孫太后在奪門之變中的功勞，禮部尚書楊善請皇上為太后上徽號[徽號：明清時對皇太后和太皇太后所上的尊號稱徽號，同時對尊號與徽號加以區別。《明史·禮志七》：“明制，天子登極，奉母后或母妃為皇太后、則上尊號。其后，或以慶典推祟皇太后，則加二字或四字為徵號····上徵號致詞，而上尊號則止進寶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362頁]，但“明初，宮閨無上尊者”[《宣宗孫皇后與明朝中葉政治》，林延清，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2月]，英宗有所為難。“尚寶卿錢溥和兵部尚書陳汝言在奏文中曾這樣說:‘復辟時非太后有詔 , 誰敢提兵入禁門者!’英宗對孫太后給自己的支持，亦大加贊揚， 說：朕惟母后恩深，無以為報。況朕居南宮七年 ，危疑之際實賴保護。今又定策禁中俾朕復位。’”[ 《宣宗孫皇后與明朝中葉政治》，林延清，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2月]天順二年 (1458)正月 , 明英宗打破阻止，為孫太后上徽號。“明興, 宮闈徽號亦自此始”[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孝恭孫皇后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514頁。]。由此可見，孫太后從土木之變到奪門之變這八年的時間里，一直都是明英宗最有力的后盾，為英宗復辟成功貢獻了極大的力量。雖然孫太后沒有與景泰帝有過正面的沖突，但是孫太后對于景泰帝的政治悲劇所造成的影響卻不容小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