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林則徐等一批中國近代史上擁有先進眼光的著名人物，他們一生不斷積累的知識與躬身實踐，以及思想等方面的成就，不僅影響著與其同時代的有識之士，也影響著后來的研究者。魏源，作為我國近代著名的愛國主義思想家、史學家和文學家，在其生活的年代，特別是嘉慶、道光年間的活躍，讓其成為這個時代中一顆獨特閃爍的恒星。他才華橫溢，善于交往，因而與其同時代的人對他的評價以及晚清時期的學者對其著作的評價都很多，這些都為后來人研究魏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獻資料。在夏劍欽、熊焰著的《委員研究著作述要》中，也詳細的介紹了魏源生平的簡介、魏源研究概述、同時代人論魏源、魏源研究專著述要、史學等有關著作中的魏源研究篇章述要、以及魏源研究論文簡介共六個章節，對近代以來有關魏源的研究，做了一個詳細的整理。因此，可以說近代以來無論是對魏源本人，或其著作等多方面的研究呈現出日益增長的趨勢，并且已經研究得很細致了。關于這點，本人也很清楚對于魏源的研究已經到了一個很深入的地步。但是 ，研究魏源多重視《海國圖志》及其思想，即便少數研究《籌河篇》的論著也多從經世致用的視角考察，忽視了《籌河篇》的原本意義。本文以再讀的方式，從基本的“治河”的視角，再次對《籌河篇》進行分析，并總結出與其相關的思想等。借此對魏源在黃河治理的見解上，重新去理解和審視魏源的相關思想。

一、重調研

1、行千里觀察“山川地勢”   

 “濁河決千里，一淤輒尋尺。屈指三千年，幾決幾淤積。”[1魏源《北上雜詩七首同鄧湘皋孝廉》，《古微堂詩集》卷一。]他覺得，如果黃河能夠得到治理，那黃河南北就不會出現千里荒蕪的景象。所以他一直都想寫一部關于興修水利的著作。魏源從小生活在山川之間，對山水之情，寄托于他一生中的詩集之中。而魏源對水利問題早就在北上求學后，就開始悉心關注并后來不斷去研究。通過游山玩水和拜訪師友的方式，不僅對山川地勢有了一個全面深入的了解，并且時常與友人共論時政時事，相互溝通各自見解，共商大計。例如，道光六年時，魏源曾代筆賀長齡編成《皇朝經世文編》一書，其中就寫作了很多論述水利問題的相關篇章、以及奏議等。魏源以他豐富的人生閱歷，是他走遍了兩湖、江浙、魯皖、冀豫等地，所得到啟示、感受聚集的結果。而對于其所能到達的地方，他一定都會對當地的有關水利的問題進行考察、調查和訪問，并在所有的歷史記載中得到求證，以便去探求問題的所在之處，并尋求相關能興利除害的辦法。除此之外，魏源也寫過很多對華北、兩湖、江南水利問題的文章。如《畿輔河渠議》、《與陸制府論下河水利書》、《湖廣水利論》、《江南水利全書敘》等。這些著作都成為魏源以身實踐，觀山川地勢，察整治之策，并且將之熟記于一生記憶之中，為他后來著作，奠定了極其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2、破萬卷回顧“河道變遷”

在魏源《籌河篇》中，他縱觀歷史，這與其從小開始就不斷專心研讀史書，有很大的關系。也正是有了對歷史書籍有了很好的基礎，加上后來的游歷，所以才能對黃河變遷在歷史上有一個深入的了解，并能提出自己對歷代黃河治理的詳細分析和看法。例如，他指出，周定王時，黃河變遷，失去了曾經的故道，后漢王景治河，用堵塞汴水的辦法使河歸于濟水，并筑堤修渠，使之行于千年。到魏晉、南北朝，迨唐、五代，都沒有發生什么較大的河患，趨于穩定狀態。這是因為采用禹兗州漯川故道的緣故。北宋時黃河開始北徙，幾次復流故道，治河也只為以河界敵，防止侵入，而志并不是為了治河而治河。盡管到南宋紹熙、金明昌之際，河病敵，也是無心治河。元世祖至正中，開修會通河，幾乎斷北流，而專以一條河--淮河來承受全河河水，出淮河海口，一河之力，怎能獨守黃河全水之壓力？因而河患開始越來越嚴重。元末至正中又出現了北決。到明清史，其勢更甚。他不僅從小閱遍群書，而且縱論歷史，幾乎對自周朝周定王以來的幾千年關于黃河河道的變遷，進行每個朝代各自的分析，并總結了從東漢王景，到明代以來靳輔等著名治河家所制定策略的得與失，因而最后得出了黃河必將北面潰決的結論。

3、觀現實探索“病財之由”

在魏源集的《籌河篇》上中，一開始就強調病河、病財的原由，并對原因進行詳細的分析。其指出：“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故河成今日之患；但籌河用，不籌國用，故財成今日之匱。以今日之財額，應今日之河患，雖管、桑不能為計；由今之河，無變今之道，雖神禹不能為功。”[2中華書局編輯部，《魏源集》，《籌河篇》，中華書局出版社，1983年，第365頁。] 1842年，中年的魏源著成《籌河篇》，分為上、中、下三篇來論述和證明這些觀點。并在其觀點之下，他認為在當時只言問題和做法，但卻不能依照黃河的實際狀況而去實踐的人，因其無治河之能，而皆不足已共商治河。所以開篇的第一個問題便是，總結清朝建國以來每歲治河，且治河的費用愈來愈高的原因所在。

在《籌河篇》中，究其屢屢費增原因，魏源認為有二。其一，從國初始，清政府便忙于并重視黃河的治理。但治理的結果卻是沒有成效，反而因為黃河的災害使得治理黃河束手無策，于是只能采用黃河堵口修堤等補漏的方式來治理。而由黃河帶來的禍患，造成國家因治理黃河而大費錢財，嚴重危害國家民生大計。因此其說：“計自嘉慶十一年至今，凡十八載，姑以歲增三百萬計之，已浮舊額萬萬，況意外大工之費，自乾隆四十五年至今，更不可數計耶？”[3同上，第366頁。]其二，增設的河督等，造成河工和治河官員增多，費用也隨即增多。

在清朝，國家全盛時期的財賦，做一個計算的話，總共才不過四千萬的出入，而乾隆中葉之前，國家財政撥入黃河治理的費用，相對很少。但乾隆中葉之后，相比前昔則出之不窮。《籌河篇》中魏源說：“然則今日舍防河而言治河可乎？懲糜費而言節用可乎？曰無及矣!”[4同上，第367頁。]

二、遵自然：“抑治河之拙”

對于黃河，在岑仲勉《黃河變遷史》中曾經這樣描述：“黃河是自然界的一員，它的行動受著自然條件所范圍、束縛的；它不能從低洼地面，忽然躍越丘陵；它不能從建瓴趨勢，忽然臨崖勒馬；它不能改變地質、土壤來便利自己的通行，遇著堅冰溶解、霖雨連旬，它不能減少它的收容；要是沍寒凍結，赤地千里，它不能加增它的流動。”[5岑仲勉：《黃河變遷史》，中華書局出版社，2004年，第462頁。]

而關于黃河的治理，在漢以前，是沒有整個計劃的治河方案的，即使到了北朝和唐代時期卻很少談及治河，后來的兩漢、北宋、金、元幾個時期的治河，基本上都是要么修新道，要么選擇舊道進行治理。所以，造成到明以后黃河的治理就又增加了一層很大的障礙。再加上 “蓋至元以前，河自為河，治之猶易；至元以后，河即兼運，治河必先保運，故治之較難。”[6同上，第463頁。]造成了黃河治理的困難。

明朝初年，因沿襲舊制度，治河沒有專門的官員。到了成化七年，命王恕為工部侍郎，總理河道。總河的設置，就從王恕開始。這同時也說明明朝比前朝更加專注對黃河的治理，。明時對于黃河治理的方法研究也很多，特別是在潘季馴四次治河之后，例如張企程、楊一魁等人都對此有很多的看法，在總結潘季馴治河的基礎上，對他的治河方法加以深刻批評。這些辯事者既有專職，言論也有頭緒，按理來說治河的方略也應該是跟著進步的，結果卻不以為然，就連提出的計劃無非都是搬演著就時的那一套方法。潘季馴的治河理論，盡管不是無懈可擊，卻向來被清人推崇，因其治河必有可借鑒的地方，只是不能徹底治理偌大黃河頻繁的歷史變遷。可想而知，面對黃河，是沒有僅靠一種方法就能治理得好的，也沒有找到治理黃河能一勞永逸的方法。

明代時河患依舊是十分嚴重的，而河道變遷愈加地頻繁，當時的潘季馴能針對黃河亂流的情況，以此躬身力行于采用束水攻沙的辦法來實現他的理論，這是一種大膽的嘗試。但是，潘季馴依舊局限于河南以下的黃河下游一帶的治理，忽視中游地區泥沙的來源區的治理，治河不求去治理根本和源頭，勢必不能有多大的成效。泥沙來源問題不從上中游加以治理，而僅僅只靠束水攻沙的措施，想要把全部泥沙輸送入海是不可能的，這當中必會有一部分泥沙淤積在下游河道里，造成之后河水泛濫等問題。在潘季馴治理黃河后，仍然不能解決局部決口改道的問題，也沒有得到當初蓄淮刷黃的效果。出現這種現象，是由于黃河奪淮入海造成的。明顯的黃強淮弱，流入淮河造成淮河流域的淹沒面積不斷隨時間推移而不斷地擴大，將成為威脅泗洲以及明祖陵安全的隱患。由此可見，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潘季馴等所采取的黃河治理措施，在明清時期是不可能從根本上來解決黃河帶來的危害問題。

“總而言之，季馴曉得說「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卻未能抓著自然性最重要的一點，他曉得說「治河無一勞永逸之道，惟有補偏救弊之策」，而卻一成不變，未能做到隨時補偏，沒有把理論和實踐密切聯合，是他認識不真所致。”[7同上，第539頁。]

黃河的自然性和歷史性，決定了其不可能幾千年都無所變化。相反，變化性更是不受束縛。魏源就其歷史發展性和有規律或是無規律的變化性，加上魏源本身對歷史發展規律的尊重性，使得魏源能有一個更加客觀，更好的角度看待黃河的變遷問題。

1、因其就下之性

黃河的河患自黃河流水起，以其流域地勢以及山川地勢，黃河上游段相對中下游段的變化少。下游則受黃河中游順黃土高原而下，帶來砂礫順沖至下游，一來黃土增多，造成下游河道淤泥堵塞；二來水道較之以前，逐漸擴寬，禍及兩岸。三是黃河流水不定，善遷徙與決堤。清朝在1840年后都發生了很大的黃河潰決。就黃河潰決的原因來說，除了特大洪水外，下游河道淤積沉墊是黃河潰決最主要的原因。而1855年黃河在河南蘭陽北岸的銅瓦廂決口，改道北面，行經今天的河道，北流入渤海，也是不可阻擋之事實。

而魏源在探究黃河歷史變遷中說到康熙之河情況時，因修河堤帶來河底較國初泥沙淤積至數丈以外。湖水和其他河水，之前能暢出刷黃，但今卻不能會有此功能，愈蓄深以致河決。清人治河多災，一因其束水于堵，二因其只知河漲則堤高。

對于黃河北決的觀點，魏源是非常主張的，也在其后黃河的自己潰決中得到實踐證明。就其觀察來看，每每黃河在河南省有北決情況，其河水必灌入張秋（今壽張縣）運河之中。而其觀察的黃河屢決，皆在南岸，無益于國家和民生，如果黃河北決，且北決于開封以上，而不是僅在下游徐、沛、歸德之間，則益是大于弊的。

在分析利害關系和下游黃河北決之地的地勢之后，使黃河趨向大清河入海，本就是天然河槽，建議黃河北流就其本身是非常的有利的。若是依舊挽回南道，既逆又難，魏源認為：“何不因其就下之性使順而且易，奈何反難其易而易其難”，www.628tf.com[8中華書局編輯部，《魏源集》，《籌河篇》，中華書局出版社，1983年，第368頁。]“明知順逆難易，利害相百，乃必不肯舍逆而就順，舍難而就易，豈地勢水性使然乎？審地勢水性如之何？[9同上，第368頁。]

2、主通北向河道

在1855年前，黃河主要是在南面擺動，雖然有時有北沖的情況，但均被人力強行逼堵南流。

黃河在近代之初這么連續地大范圍潰決，給清朝帶來了不少的危險，也隱隱的表明黃河終要北面潰決的信號。雖然在清代以來，就有很多有識之士建議或討論讓黃河改道北流，但是呼聲不絕并不代表清政府會很重視。關于黃河如何治理，朝廷上下，議論紛紛，各種建議如筑堤說、分流說、滯洪說和改道說等。由于傳統的治河防河觀念，使他們仍舊相信黃河保持現狀，用堵塞或是修堤的方式將黃河束于南岸，防止其北流，以此來減少河水帶來的更大危險，所以都很支持黃河繼續南流的。

但在清代治黃史上，有些人則提出“放棄現河道，另辟新河道”，即采用人工改道的方法，企圖扭轉黃河河道淤墊日高，修筑堤防勞費無已，而決溢之災仍不可避免的形勢。例如，魏源曾在1842年就建議了用人工的方式，使黃河能夠改道北流。其理由是：“由今之河，無變今之道，雖神禹不能為功。”[10同上，第365頁。]“使南河尚有一線之可治，十余歲之不決，尚可遷延日月。今則無歲不潰，無藥可治，人力縱不改，河亦必自改之。”[11同上，第371頁。]

但事實也確實如此。清咸豐五年黃河在河南蘭陽北岸銅瓦廂的決口，以致黃水先流向西北，然后折轉東北，遂奪山東的大清河進入渤海。致使銅瓦廂以東數百里的黃河河道自此而斷流，就連原本穿過蘇北地區匯入黃海的大河也迅即化為遺跡。這是黃河變遷史中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河決造成 “泛濫所至，一片汪洋。遠近村落，半露樹梢屋脊，即漸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灘，人馬不能駐足”[12《再續行水金鑒》卷92，第2392頁。]的景象。

魏源提出的主張并沒有被采納，但歷史證明，魏源“人力予改之者，上也，否則待天意自改之。”[13中華書局編輯部，《魏源集》，《籌河篇》，中華書局出版社，1983年，第368頁。]當時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

通過對魏源《籌河篇》的再讀，重新去審視和重視《籌河篇》在魏源眾多著作中其自身的價值所在。《籌河篇》以治河為基本點，從黃河的角度，深入探討清朝治理黃河存在的各種問題，在當時引起了有相同看法和共同觀點人士的共鳴，也為后來研究魏源思想的研究者們提供了一份有價值可考的寶貴資料。魏源在《籌河篇》中所體現出的愛國、經世致用、憂國憂民等思想，也成為現世人學習和借鑒的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