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設施方面，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公益性閱讀設施，包括各級各類的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如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農家書屋、職工書屋等；另一類是經營性閱讀設施，即書店和報刊亭。各套指標大都涉及這兩類閱讀設施，除去這些共同的內容，相互之間還存在著不同之處（見表 3）。 《湖南閱讀指數》只涉及到了圖書館和實體書店，《深圳閱讀指數》與之極為相似，但增加了“報刊亭”。雖然考核對象相同，但是測量內容則不同。前者只是數量上的統計，后者還增加了在公共圖書館上增加了“千人閱覽座位數”、“有效讀者證”、“人均藏書量”等內容，增加了對實體書店的“年購書人次”、“年進出人數”等考核內容。《蘇州指標體系》在張家港市的基礎上又添加了“電子閱報屏”和一些如“評彈書場”、“書香茶苑”等地方文化特色指標，還增加了“有線互動電視數字閱讀平臺”將數字閱讀平臺拓展到了電視。除去其中的地方特色指標，《中圖指標體系》基本承襲了《蘇州指標體系》的結構內容。這三套指標體系在考核對象和測量內容上都極為相似，在對公共圖書館的考核中同文化部公共圖書館評估標準相掛鉤。《武漢指標體系》的閱讀設施加入了“軍警營圖書館”，還增添了“十佳閱讀場”、還首次提出了“WIFI 覆蓋”，將網絡設施作為考核的對象，擴充了考核范圍。《書香城市指標體系模型》主要是對提出的閱讀設施做出簡單的要求，《學習型社會指標體系》同其在文化場所上也存在一些交叉，在經營性閱讀設施中又增加了“圖書批發市場”，此外還提出了“網絡通信設施建設”。《書香社會綜合指標體系》同前者相似，但在閱讀設施上更為詳細，還首次將“醫院圖書館”、“寺廟書屋”以及“書展”、“網上書店”作為考核對象，使得考核內容更加全面。在具體測量內容上，大部分指標都是對其進行定量上的考核，個別指標體系除外，如《深圳指標體系》。 大部分指標體系都主要是以各閱讀設施的閱讀資源為考核對象，并使用人均藏書量作為測量內容，在數字資源方面都有涉及，只有《湖南閱讀指數》僅是涉及“公共圖書館的藏書量”。不同的是，蘇州市還增加了兩個文化特色指標，《深圳指標體系》還主要考核了報紙、期刊和圖書這三類閱讀資源的銷售量，也是第一次將出版物資源作為考核內容。與之相似的還有，《學習型指標體系》中提出“萬人年均紙質/數字讀物擁有數及人均擁有率”，《書香社會綜合指標體系》的“紙質/數字出版物的數量及人均擁有率”。不同的是深圳市沒有考慮數字出版物，三者者之間所用的考核標準也不同。 各指標體系主要圍繞政策、人才、資金、組織等保障指標來展開，保障因素上大同小異。不同的是，《張家港指標體系》中未設置“政策保障”，《湖南閱讀指數》則只涉及了財政撥款和政策數量。《蘇州指標體系》加入了閱讀活動、閱讀推廣人的激勵機制和閱讀活動計劃，《深圳閱讀指數》則添加了報業、廣播電視等媒體在閱讀方面的支持，但缺少了“政策保障”，《武漢指標體系》將“專家指導”劃分到了“政策保障”這一指標之下。《書香城市指標體系模型》中加入了“出版物管理”、“網吧管理”和“知識產權保護”，《學習型指標體系》和《書香社會綜合指標體》都提出了“立法保障”，不再局限于以往的建立地方性的政策法規，而是提出建立“中央級人大立法”和“地方級人大立法”，可見其重要性。
閱讀環境 閱讀環境主要是指通過閱讀宣傳推廣、閱讀氛圍營造、閱讀服務和舉辦閱讀活動等營造出一個良好的社會閱讀風尚，以此來刺激和引導人們的閱讀行為。比如，通過報刊、廣播、電視節目等不同媒介的宣傳、戶外廣告和各種閱讀活動。 《湖南閱讀指數》相對其他指標體系而言，囊括的范圍較大，但在內容上較為單一，僅針對于公共圖書館。同《張家港指標體系》相比，《蘇州指標體系》在閱讀環境中還增加了“場所指引”和“書香標識”、“網絡媒體”等內容。《中圖指標體系》同《蘇州指標體系》亦相一致，只是在摒棄了“書店特色服務”、“閱讀素養培訓”、“書香標識”和“市場管理”幾個內容。《深圳閱讀指數》雖然沒有設置閱讀環境這一指標，但在“閱讀支持與保障”中涉及到了相關的閱讀活動指標和不同媒體的閱讀報道時長指標。《書香城市指標體系模型》提出了書文化建筑景觀、書文化形象代表等建設書香氛圍，《學習型指標體系》中還添加了“互聯網氛圍營造”，《書香社會綜合指標體系》考核了各類閱讀設施的閱讀環境質量，還將“網上書店售前售后評價”納入了“閱讀服務”中。
閱讀成效 關乎閱讀成效，雖然各個指標體系的說法不一，但在具體考核內容上也有共同點。總體而言，主要包括對各類閱讀設施的利用情況、圖書消費情況、滿意度、閱讀活動參與率以及對個人能力的考核。《湖南閱讀指數》雖然沒有明確設置一個“閱讀成效”指標，但在一些子指標中有相似的表達，比如設置了“閱讀量”、“閱讀消費”、“閱讀資源使用情況”以及“閱讀滿意度因素”。《蘇州指標體系》在《張家港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增加了“市民綜合閱讀率”、“評彈書場”、“社會閱讀組織”數量等指標，在“出版發行”指標里加入了“圖書出版種數”，而張家港市只限于張家港日報。《深圳閱讀指數》設置了“閱讀行為與認知”這一指標，下設的內容同《蘇州指標體系》中的有點相似，但一些關于個體閱讀情況的指標如“閱讀時長”、“閱讀量”、“閱讀內容廣度”等指標則同《湖南閱讀指數》相似。《中圖指標體系》在閱讀成效這一指標上基本承襲了《蘇州指標體系》，只是移除了“出版發行”、“市民創作能力”和“評彈書場”這一蘇州特色指標。《學習型指標體系》下設了“個人發展力”、“自主創新力”和“社會和諧度”二級指標，為閱讀成效增加了新的指標內容，但同時也增加了考核的難度。《書香社會綜合指標體系》在關于閱讀成效方面的指標同前面的指標體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提出從國民閱讀現狀的縱橫對比以及國民閱讀素養的縱橫對比來考核，同樣在操作層面上有點困難。 就數字閱讀指標的考核方面來看，張家港市設置了“數字閱讀平臺”指標，主要考察網絡閱讀平臺和移動閱讀平臺，湖南省建立了數字深、淺閱讀指數，主要考核市民的數字閱讀行為，但不涉及數字閱讀設施建設。張家港市、蘇州市和中國圖書館學會都提出了“文化共享工程”建設，蘇州市在“數字閱讀平臺”中增加了“有線互動電視數字閱讀平臺”。蘇州市、中國圖書館學會和武漢市都考核了“數字字閱讀資源”，但該數字資源僅限于圖書館的數字化資源。武漢市還較早設立了“WIFI 覆蓋”指標，首次將網絡基礎建設作為考核內容。《學習型指標體系》中設置了“網絡通信設施建設”、“數字出版物的數量”、“互聯網氛圍營造”等相關的數字閱讀指標。《書香社會綜合指標體系》同樣涉及到“網絡通信設施建設”指標，另外還增加了“網上書店數量及覆蓋率”指標，在“組織人員”指標中添加了“虛擬閱讀社群”，并考核經營性虛擬社群和公益性虛擬社群的數量及參與度。從最初的數字閱讀平臺到網絡通信設施建設、數字資源、網絡書店、互聯網氛圍、虛擬閱讀社群指標的設置。可以發現，書香社會指標體系內容越來越全面，同社會發展相貼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