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地方實踐的局限性

①地方適用性強，缺乏普適性。現階段國內城市所發布的關于評估書香社會的指標體系主要是在本地區全民閱讀活動進展的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構建的，目的在于評測本省市的“書香城市”建設程度。因此這些指標體系具有鮮明的地方針對性特點，地方適用性強同時也意味著缺乏普適性。導致難以移植到其他地區中去，推廣應用受阻。實踐的局限性導致了各指標體系之間的差異性，相互之間的兼容性差，其消極性亦顯而易見，即指標體系構建工程的消耗性大。前期的調研工作、數據的收集、統計以及分析，評估對象和評估主體的選取，指標內容的遴選等都需要調用大量的資源方可設計出一套完整的指標體系。但同時這種多樣性的因素為這些指標體系增添了城市多元化的特點。現行的指標體系對我國書香社會指標體系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而且對其它地區在建設書香城市和評估體系時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標本。

②城際互動缺失，可比性較弱。從考核對象的地方性和城際互動性上看，各省市對書香社會指標體系的探索和構建都呈現出“各自為政”的獨立狀態。個性化凸顯但互動性缺失，在指標設計和量化標準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些地方性的指標體系之間的可比性較弱，城際之間不能進行橫向比較研究。

③信息阻壑，數據資料的公開力度不大，成果的流通性較弱。張家港市和湖南省皆有出版關于書香社會指標體系建設具體內容的著作，較為詳細地收錄了指標體系的構建過程和指標內容解析。而深圳市、武漢市的指標內容則以論文的形式刊載在專業期刊上。其他城市的指標體系構建的詳細工作并未對外公布，僅在一些新聞報道中略有涉及。《張家港市“書香城市”建設指標體系（試行）解析》一書作為蘇州圖書館的館藏資源，僅限于在地方文獻閱覽室中翻閱，不可外借。而《湖南與閱讀》卻可外借。

④后期實踐工作跟進度低。張家港市作為發布書香城市建設指標體系的首發城市，在其所構建的指標體系中對各個設置了 2014 年的目標值并下發了任務分解表，將每個任務落實到具體的單位上去。但未對外公布預期的指標目標是否達成和具體實踐工作的進展狀況。蘇州市于 2014 年發布“書香蘇州”建設指標體系，同樣也設定了 2015 年的目標值、江蘇省的試測試評工作進展情況、武漢市鎮江市所頒布的各項標準具體落實到哪個程度也未有公布。再反觀湖南省，湖南省閱讀指數自 2011 年初步搭建以來便開始每年在全省 14 個市州進行考核，在《湖南與閱讀》一書中收錄了2011 年到 2013 年的城市閱讀指數值，并從縱向和橫向上對各級指標的數值進行比較分析，動態地呈現出了湖南省居民的閱讀情況的變化和趨勢。北京市時隔兩年才首次發布《2014-2015 年度北京市全民閱讀指數綜合報告》，而深圳市公布連續了 2014年和 2015 年的城市閱讀指數，2016 年的卻未發布。總體而言，現已有的指標體系在地方后期實踐中，后勁不足，在結果反饋環節上有些松懈和薄弱。

2指標體系歸類缺乏一致性，指標設置不夠全面

現有指標體系的指標設置皆是采用層級結構模式，自上而下分級設置。為確保指標體系的設計更加系統化、科學化，應該注意兩點：一是同一指標模塊上的指標應該保持獨立性，避免出現重疊。二是上層指標和下層指標之間的銜接要緊密，關聯度要強。《張家港指標體系》將公共閱讀設施免費開放時間作為二級指標歸屬到一級指標閱讀環境中去，而《蘇州指標體系》和《中圖指標體系》將其納入一級指標閱讀服務，后者的歸類更具合理性些。在對閱讀環境這一級指標內容的分設上，對網絡閱讀環境的考量有所欠缺。在閱讀資源上，從公益性文化服務機構到盈利性機構，應當將家庭或個人的閱讀資源考慮進去，從組織到個體逐一考量，以確保指標內容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在《湖南城市閱讀指數》中，“積極”作為三級指標重復出現在二級指標閱讀意識中，三級指標“關注”在閱讀資源使用這個二級指標模塊下的情況同前者一致。雖對末級指標進行了補充說明，但是縮略詞過于簡易模糊，詞義不夠明晰，有失嚴謹性。《武漢指標體系》中設置了圖書館覆蓋率、書店覆蓋率來考核設施覆蓋情況，并將設施覆蓋情況作為二級指標分設到閱讀績效之下，這同一級指標基礎建設下的圖書館設置率以及書店設置率指標有所相似。另外在一級指標服務系統模塊下設置了一個服務目標，并將公益、公平、均衡作為其三級指標，公益、公平、均衡更準確的是作為一種服務原則和理念，作為考核內容而言缺乏一些更加具體可行的量化性指標。

《張家港市指標體系》將知識產權保護歸類到閱讀環境一級指標下，《蘇州指標體系》也將正版率納入閱讀環境中，《武漢指標體系》則將其編制到服務系統這一級指標內。另外，將讀書明星、十佳書香家庭作為公眾產出的子指標過于牽強。《深圳城市閱讀指數》的保障性指標中缺少政府政策和法規的保障、亦未對網絡書店的數量和圖書銷售量作為考察目標。《學習型社會指標體系》中將個人幸福指數提升作為個人適應能力的考察指標，這兩者之間的關聯度較弱。

3關于網絡閱讀指標涉及較少

數字時代的到來已經改變傳統的閱讀方式，人們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紙質閱讀。電子書的輕便、實惠，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青睞于數字閱讀。網絡雖然是一個虛擬世界，但它也是構成我們現實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書香社會指標體系建設理應將網絡社會的考核囊括進去。縱觀現有的指標體系內容，關于網絡閱讀指標涉及的不夠全面，關于網絡閱讀行為的測量指標較少。《湖南城市閱讀指數》在此方面做了很好的嘗試，設置了數字閱讀指標，主要從數字閱讀量、時長、消費等方面來考核民眾具體的數字閱讀行為。《深圳閱讀指數》也涉及到了數字閱讀量、閱讀時長、閱讀率等指標，同前者有些相似，只是相較而言不夠其深入和細致。而其他指標體系主要是圍繞數字閱讀平臺、數字閱讀資源兩方面展開，具體的網絡閱讀行為則有所欠缺。另外，《學習型指標體系》設置了“互聯網氛圍營造”指標，《書香綜合指標體系》設置了“虛擬閱讀社群”，在閱讀環境和閱讀組織上考慮到了網絡閱讀。總的來說，在網絡閱讀方面，只是略有提及，并未開辟出一個單獨的模塊，具體設計相關的指標內容，大多是散落在其它指標層級之下。

4個體閱讀素養的評價較為欠缺

地方性指標體系主要側重于對閱讀條件的完善度考核上，比如閱讀設施建設、閱讀資源、閱讀保障、閱讀環境氛圍以及閱讀行為、閱讀活動參與率等閱讀情況方面的評價。國際閱讀素養進展研究將閱讀素養界定為“閱讀者理解和運用社會需要的或個人認為有價值的書面語言形式的能力”[20]。張家港市、蘇州、武漢在閱讀成效下有設置市民創作能力這一指標，但地方性指標體系內容中對個體閱讀素養的評價存在很大的空缺。相對而言，理論探索方面在個人閱讀素養考核上作出了新的探索。《多維視角下全民閱讀指標體系》中提及兒童和青少年素養的測評，提出對兒童和青少年的信息獲取能力、推論、整合、判斷以及表達能力進行評估。《學習型指標體系》從個人學習、適應、管理、創新能力以及知識創造、產出和擴散能力來考核個人發展力指標和自主創新能力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