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危機后積極財政政策的后果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政府為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實施了四萬億的投資計劃。然而，由于我國銀行信貸決策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政因素的影響，這實際上是一種擴張的貨幣政策，這一點也體現在四萬億計劃中的第十條“取消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限制”中。和美國8500億美元都由財政出資的經濟刺激計劃相比，我國的四萬億計劃中政府出資僅為1.2萬億元左右，其余資金大部分是企業通過發行股票、企業債或申請銀行貸款實現，直接表現為銀行信貸的放松。

圖2 人民幣新增貸款統計[數據來源：和訊銀行]

2006年到2008年，每年我國人民幣新增貸款分別為31522、36324與49042億元，而僅在2009年上半年，新增人民幣貸款就達到73703億元，2009年下半年通過調控信貸規模將年度信貸額控制在10萬億下，但數額仍然巨大，實施四萬億計劃后的三年，人民幣新增貸款超過25萬億。而從貸款的投向來看，大部分都用于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2009年金融機構累計新增2.5萬億元本外幣中長期貸款投向基礎設施行業。

四萬億計劃使我國經濟在金融危機后仍然維持了3—4年9%以上的增速，銀行業也獲得巨大利潤，但放貸門檻降低、投資于效益低的行業等帶來了產能過剩、經濟泡沫、地方債務、貸款風險等問題，為之后銀行不良貸款的攀升埋下了伏筆。2012年中國經濟增速下降到8%以下，銀行信貸收緊，許多企業的貸款問題開始暴露，銀行的不良貸款也逐漸顯現，從四大行的不良貸款來看，結束了連續七年的不良貸款余額降低，開始上升，且愈演愈烈，加劇銀行信用風險。

 (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大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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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通過搭建投融資平臺實現融資由來已久，但是其地位不斷上升則是從2008年為應對金融危機開始。2008年金融危機，在財政收入減少和刺激經濟的壓力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在地方政府化解財政支出資金缺口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數量和負債規模上都呈現出爆發式增長，負債規模從2008 年初約 1 萬億元上升到而到2009 年5 萬多億元，2011年達到10萬億[余子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來龍去脈與風險規避.區域經濟,2013(1):76-81]，而其中大部分為銀行貸款。加之以GDP增長為地方政府考核指標，在經濟下行壓力下也加大了地方政府利用融資平臺融資的動力。然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在運作中存在諸多不規范的地方，直接影響到銀行貸款的償還，導致銀行的信用風險問題。

首先，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由地方政府建立，投資項目也主要是基礎設施、公共事業而不是企業經營，銀行難以對資金的流向、用途等進行有效監控，不同融資平臺間的相互擔保也使得銀行難以識別其償還能力。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其次，銀行貸款發放是在政府主導下形成，償還某種程度上也是基于行政保證而平臺資金的投向主要為收益不高且獲得收益所需時間長的公共設施，因此，貸款缺乏有效的的還款保證機制，貸款償還難以得到有效保障。最后，融資平臺為實現基礎設施建設進行的多為中長期貸款，貸款期限往往長于政府任期，政府舉債往往出于短期行為和政績工程的需要，出現了上屆舉債下屆還的現象，銀行貸款長時間得不到償還。

（三）市場融資機制不完善

雖然在改革以來我國的資本市場得到長足發展，但由于起步晚，發展時間不長，整體規模仍然偏小，直接融資規模在社會總體融資中占比不高，許多企業仍然依賴于銀行貸款。2014年，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59.6%，非金融企業債券和股票融資占比17.2%，融資結構的不平衡導致企業間的“三角債”等信用危機易傳遞為銀行的信用風險問題。 

本文在第一章介紹了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發展的現狀，指出經過多年的改善和調整，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度量指標不斷好轉，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仍存在不良貸款率過高、貸款投向集中的情況，且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任然依賴于政府扶持，且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和金融產品日益復雜化的今天，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問題仍然嚴峻。此外，由于我國國有銀行發展的歷史體制性原因、總分行式的管理制度、不健全的監督機制，以及信用風險管理的時間短、經驗缺乏，我國國有商業銀行還存在信用風險管理體制、評估體系、對沖手段等方面的問題，都制約著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在信用風險上的管理。為改善其管理，需加強在銀行體制、組織結構、文化、監管等方面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