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作為一種經過歷史檢驗的城市建構，在歷史上對地方經濟、政治和人民生活都產生過不可低估的影響，使這種歷史上的城市規劃案例對于當代城市建設具有極高的借鑒意義。現存明清商丘古城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研究價值。尤其是在國家大力推進小城鎮建設中，商丘古城的小巧完善的布局對小城鎮的建設來說也是很有借鑒意義的。

一

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的歸德府古城，至今己有500年的建城史。它是中原地區唯一一座保存基本完好的明清時期的府級城市，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價值和文化產業開發價值。本文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利用歷史文獻，從城市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對歸德府古城的城市形態進行了初步的復原與分析。研究工作顯示，歸德府古城“外圓內方”的特殊形態，實際上是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綜合作用的產物，而不是單純的“堪輿”或“風水”思想的產物。歸德府古城的城市形態、等級規模，代表了明清時期中原地區府縣級城市的總體特點，反映了中原地區地方文化與地理環境的特點，具有典型性和唯一性。

1.1商丘古城歷史沿革

根據《商丘縣志》的記載，“商丘古城至今已1500余年的建都歷史、5000 余年的建城歷史（圖1）。在我國歷史上，商丘曾經是商和南宋的都城所在地，也曾是五個分封諸侯王國的都城所在地，南北朝以后一直是州或郡或縣的衙署駐地，是豫東門戶，軍事重鎮。西漢時期，梁王劉武城守唯陽(今商丘)，使七國之亂的叛軍“以梁為限，不得過而西”，有力地配合了西漢中央軍平定叛亂。在唐代平定安始之亂過程中，張巡、許遠堅守唯陽，與叛軍相持近一年時間，阻止了叛軍南下，既保護了廣大江南人民免遭生靈涂炭，又為唐中央軍平定叛亂底得了時間”。[[注釋：

[] 商丘縣編纂委員會：《商丘縣志》，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1991，63頁。 ]]現在能看到的商丘古城是明清所建的歸德府城。

1.1.1商周時期 

在公元前 24 世紀，商丘就已經是古帝王之都，據《晉書·地理志》記載：“顓頊始自窮桑（今山東曲阜北），而徙邑商丘。”在公元前21世紀，閼伯受封與商丘，任火正。公元前16世紀，成湯（契的13世孫）滅夏稱商，建都南亳（今商丘南）。公元前11世紀，殷商后裔微子啟受封于商丘，建立宋國，直到公元前286年，被齊、楚、魏三國所滅，建都長達744年之久。[[[] 張軫：《中華古國古都》，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45頁。]] 

1997年春，考古家證明，宋國遺址平面呈平行四邊形，古城城址四角是弧形的，其中西南角和東北角都是銳角，西北角和東南角是鈍角。“東墻全長約為2900米，西墻全長約3010米，南墻全長約為3550米，北墻全長約 3252米。該城總周長12700米，面積為10.2公里。”[[[] 高天麟：《河南商丘縣東周城址勘查簡報》，《考古》，1988（12），21-22頁。 ]]

“為了應對當時各諸侯國之間的戰事，增強宋城的軍事防御功能，宋城城墻修建的比較高大，并有內外兩重，內為宮城，大多是宮殿建筑，外為廓城，多為集市貿易場所和手工業作坊、居民生活場所等。”[[[] 張海鷗：《河南商丘古城傳統民居研究》，南京工業大學碩士論文，2014。]] 

1.1.2秦漢時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行郡縣制,商丘置睢陽縣，隸屬碭郡。《水經注》中也記載，“秦立碭郡，則碭縣乃秦之治所，及漢改制睢陽”[[[]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睢水》，文學估計刊行社，1955。 ]]。漢承秦制，但又郡國并行。漢初商丘被封于梁國。公元前106年，漢武帝推行刺史制度，梁國歸豫州刺史部管轄。《續漢書·郡國志》記載，“睢陽本宋國閼伯墟，有盧門亭”。由此可知，秦漢代是在宋國都城上建立了睢陽城。公元前168 年，淮陽王劉武被封為梁王，遷都睢陽，睢陽開始成為梁國國都。

《史記·梁孝王世家》云，“孝王筑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余里”。統治者在宋國都城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擴建，遺址主要包含三部分：睢陽城、東南的梁園和城東的平臺離宮。《括地志輯校》中記載，唐代睢陽城在城南二里外，呈“品”字形，南面一城，北面二城。宋代改為南京城，城周15里40步。[[[] [唐]李泰：《括地志輯校》，中華書局，2010。]] 

1.1.3唐宋時期 

公元583年，隋文帝統一全國，以州統縣，撤諸郡，商丘開始稱為宋州。公元607年，隋煬帝又推行改州為郡，直到唐“武德四年，平王世允，置宋州”[[[] [后晉]劉昫：《舊唐書•地理志》，中華書局，1975，1443頁。 ]]，商丘的郡制時期基本結束。公元758年改郡為州，商丘正式進入州制時期。唐初，為了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依據山河形式，將全國劃分10道，商丘隸屬于河南道。到北宋時，升州為府，稱為應天府。

1.1.4元明清時期 

《宋史·地理志》中記載：“應天府，河南郡，歸德軍節度。本唐宋州，至道中，為京東路。景德三年，升為應天府”。商丘在北宋開始稱為應天府，金以后稱歸德府，直至元明清時期。

1.2明清商丘古城

明清商丘古城其實包括了在商丘存在過的兩座城池，一是本文的討論對象，現存的歸德府城，另一個則是可以追溯到唐宋時期的睢陽，據《明史•地理志》中記載，“舊治在南， 弘治十五年圮于河，十六年九月遷于今治”[[[] 《明史，卷四十二，地理志》]]。原古城于弘治十五年（1502）被水淹沒。 歸德州需要辦公場所， 而在城北高地處，原先就有建筑物存在， 于是遷城北高地臨時辦公，處于舊城之北，之后在此基礎上建造新城。新筑歸德府城， 城垣規模為“周圍一千三百四丈二尺五寸，高二丈，廣三丈。有城門四座，東西南北各一，上各有樓 ”。城門名稱為：“東曰賓陽、 南曰拱陽、 西曰垤澤、 北曰拱宸；敵臺，一十六座；角樓，今止西北有，余未建；護城河，闊五丈二尺，深二丈。潦則水，旱則涸”[[[] [清]陳孟雷：《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城池，歸德府》，中華書局，1986，95462-95463頁。]]。新筑商丘城有城關東西北各一， 缺南關，是因為“惟南關去城二里，蓋因其舊，弗遷也”[[[]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讀編，嘉靖歸德志，卷四，建置制》，上海書店，1990，55頁。]]。城垣上水門、護城河上有橋。歸德府城于正德六年才初具規模，之后逐步進行修補完善。

在嘉靖朝四十五年中，商丘共發生15次洪澇災害，民不聊生。為了抵御黃河水患，便在城池外加筑一道護城堤，以此來防御黃河水患。“護城堤，州城四外環圍，嘉靖二十年創筑”[[[]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讀編，嘉靖歸德志，卷一，輿地志》，上海書店，1990，21-22頁。]]。此堤“四面環郭門，周十有六里，高視城之半，厚倍之。上樹之柳，不數月而工竣，遂成巨障也”。嘉靖三十四年，知府王有為對原府城進行修補。增置四座角樓，十三座敵臺，三十二個警鋪。又建西門樓與北門樓，對東、南門樓進行修葺。

嘉靖三十七年，知府陳學夔包以磚砌賓陽、垤澤、拱陽、拱辰四座城門，又用磚包原土城墻，建城更加堅固的磚城。到此為止，新修筑于弘治十六年( 1503年)的歸德府城，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在經過不斷修補、完善后，商丘新股的府城才修繕完畢，初步奠定了今天商丘古城基本的城市格局。

1.2.1布局特點

1.2.1.1“外圓內方”的平面形制

俯瞰整個商丘古城，平面形態為外圓內方（圖2）。外圓，指的是最外圍圍合古城的護城堤的圓形邊界，內方，指古城修筑的近似方形的城墻界面。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說過，“中國古代思想關于大地形狀最為盛行的想法，就是天圓地方”[[[] [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地學第一分冊》，科學出版社，1988。 ]]。古城外圓內方，形似一枚巨大的古銅錢幣，地面呈現龜背形狀，地勢稍向南方傾斜，城內共有93條街道，把全城分成200米見方的許多小塊，格局如同棋盤（圖3），正像我國傳統城池建設的那樣四方規整。這種整體的設計思想和街道分布正是我國傳統的“系統思維”中的整體觀的體現。我國傳統的系統思維是家爭鳴之后，隨著時間的積淀融合各家的觀點，從而形成的有豐富文化內涵的完整的內在邏輯體系，以主要諸如圈道觀、天人合一觀、陰陽五行觀、人體全息現象論、君臣民協同的社會控制論、最佳生態環境論等等在內的思維方式組成了我國在經歷儒家的“復禮”與“ 歸仁”，道家的“無為”與“自然”、墨家的“兼愛”與“尚同”等諸子百傳統的系統思維體系。[[[] 劉長林：《中國系統思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25頁。]]系統思維以強大的滲透力與輻射功能影響著文化整體系統的各個層面，對我國古代城市的建造也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1.2.1.2“三位一體”的防災體系

縱觀中國古代城市，可以發現在城市建造中必不可少的是要與自然協調，在利用自然同時能夠防范自然災害。因此，是否與自然共生也是檢驗城市規劃好壞的標尺，當然對古人來說這也是一個城市存亡的關鍵。商丘地處中原腹地，位于黃淮沖積平原范圍內，在歷史上，商丘飽受洪澇災害的苦楚，于是在北宋時便開始漸漸形成了商丘的方形城池，以此來抵御洪澇災害，并且卓有成效。商丘古城初建為方形，嘉靖又修建城堤“護城堤，州城四外環圍。”[[[]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讀編，嘉靖歸德志，卷一，輿地志》，上海書店，1990。]] 此堤“四面環郭門，周十有六里，高視城之半，厚倍之。上樹之柳，不數月而工竣，遂成巨障也”。商丘古城通過加固城墻，城外修筑護城大堤和修筑水門等，依靠外城護城堤有效減緩外圍洪水的沖擊，攔截大量泥沙，水門則將城內積水排入南門外的大湖之中，這樣減少了自然災害的危害。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商丘逐漸形成“三位一體”獨特的空間格局。“三位一體”指有三個要素構成的城市防洪排澇的防御體系，即城墻、護城堤和環城湖，這三部分相互依存，共同構成商丘古城的有機整體。

1.2.1.3城門東西相錯

從商丘古城的整體布局上看，古城最具特色的地方就是古城的東門和西門的錯位，即古城東、西兩門被有意識地錯開，不在同一條直線上。東門偏南，西門偏北，錯開一條街，出現了與中軸線分別相交的兩個隅首（圖3、4）。不管設計者是否是根據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為了防止東西木金相克而使古城東、西兩門錯開，以此來逢兇化吉[[[] 陳道山：《商丘古城》，《建筑文化》,2007(07),73-74頁。]]，其東西大街不對應的建造形態為現存古城中唯一。若根據五行相生相克之說，金木相克。歸德府城為防金木相克，古城東西兩門并不是對稱的，而是東門偏南，西門偏北，古城東西兩門相錯一條街，出現了與南北軸線分別相交的兩處，相交處為隅首，分別稱之為大隅首和小隅首。張海甌認為，受傳統思想“五行”理論的影響，東方為木，西方為金，金克木，兇兆傷人，所以把東西大街錯開，祈求城池長治久安[[[] 張海鷗：《河南商丘古城傳統民居研究》，南京工業大學碩士論文，2014]]。“從歷史淵源講，古城主火從八，卦說南門又主火，火勢太旺，如此可能導致城池失火，于是設計者便在南城門左右兩側各加設一個水門，加上北(門)為水，便水火調和，故又有“‘三’水濟火”之說。”[[[] 侯坤婷：《商丘古城結構形態演化及哲學機理研究》，河南農業大學碩士論文，2013]]古城內城為方城，四周城墻均為磚砌，置東南西北四座城門，四座城門外分別又建有半圓形甕城。四座甕城另置有四個扭頭門，東城門南扭，西城門北扭，北城門西扭，南城門東扭，形成西北、東南甕城分別兩門相間，所以商丘古城古有“四門八開”之說，寓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由此可見，商丘古城的城門是按照八卦原理進行設計的北、西甕城兩門相向，合成陰；南、東甕城兩門相向，合成陽，形成太極所在的陰、陽兩極。 “古城內街道以連接南北城樓的大街為主軸線，東西兩側各 3 條縱街，縱街總數為 6，此乃取天數 9、地數 6。城內縱橫 93 條街道所構成的框架，也與河圖相吻合，謂之陰陽和氣”[[[] 陳道山：《商丘古城：“陰陽五行八卦”城》，《中外建筑》，2008（12），58-61頁。]]。張涵認為，93 這個數據并非偶然所得，按八卦易理，“三”、“九”為老陽之數，內城用“三”、“九”為“陰中之陽”，即達到陰陽合一[[[] 張涵：《明清商丘古城營建史研究》，華南理工大學博士論文，2014。]]。自古“三”被認為是萬物的源泉，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萬物”之說。《說文解字》載：“三，天、地、人之道也”，“三的三倍為九，九是最大的單數。因此，街道取三、九是吉數，意蘊天地相得結合，大吉大利，大業生定”[[[] 陳道山：《商丘古城：“陰陽五行八卦”城》，《中外建筑》，2008（12），58-61頁。]]。 

1.2.1.4大街小巷錯位布局

古城分區整合中以“大街小巷”的形式體現：大的商店、機關單位、酒樓等都建在大街的兩旁，行人、車輛往來較多，道路也往往較寬敞，且多為南北方向。而大量的小巷則多為東西走向，小巷南北也多建設為合院、住宅。這種大街和小巷交錯分布的規劃方式，使得處在小巷中的住宅往往能遠離大街的喧囂，使人們能夠擁有較為安靜、舒適并且私密性較好的家庭生活空間。“這種在城池規劃中產生的‘大街小巷’布局，是從北宋東京開始萌芽，到元代大都的規劃更加明確。”[[[] 張馭寰：《中國城池史》，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132頁。]]古城中的建筑多為走馬樓和四合院建筑群，由于商丘古城地處沖積平原，地勢平坦有利于傳統四合院形式的展開，院落的發展方式以早期形成的合院院落為母體，通過向前后、左右的拓展而形成九進式的格局，用來滿足日益增加的家庭人員的日常生活的需要。

1.3功能

明代的城市，由于經濟、政治、文化與自然環境等因素的不同，而呈現出各種各樣的類型。張涵提出，“歸德府城屬于政治性的城市”[[[] 張涵：《明清商丘古城營建史研究》，華南理工大學博士論文，2014。]]。作為歸德府治及商丘縣衙的所在地，擁有全面的城市功能。有官吏，有軍隊，還有刑獄和官署等等。雖然其工商業也很繁榮，如果和它的政治地位相比顯然是次要的，歸德府城更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

我國城市建設從周時期確立起三級城邑規劃制度開始，突出禮制的約束作用。規劃制度確立了城邑的基本規劃結構外，還提出了兩次重要作用，第一是禮制規劃秩序，將城邑總體布局納入禮制軌道，加強城邑規劃結構的嚴謹性，突出了以“君”為本位的規劃主題思想；第二是運用井田規劃概念設計城邑，并按照他那套方格網系統方法進行規劃，現在棋盤式格局就是其直接影響。“為了在城邑營建中貫徹這項體制，營國制度又列有禮制營建制度，作為實施建設體制的持定手段。”[[[] 賀業矩：《考工記營國制度研究》，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5，40頁。]]在營建上，各級城邑等第分明，不容僭越。到元代，城市規劃中禮制思想得到完全實踐，明清完成禮制尊統于一思想的最高目標。商丘古城外為土筑的城郭，呈圓形，象征天，內為磚砌的城墻呈方形，象征地，“天圓地方”取法于自然。天為乾為陽，地為坤為陰；外陽而內陰，陰陽結合便是天地相生，“商丘古城便成了陰陽天地大宇宙的象征”[[[] 陳華光：《商丘古城變遷其文化內涵》，《史海鉤沉》,26-28頁。]]。不僅如此，其內城甕地、街道、城墻的設計建造也均顯現出八卦的特點，設計也均取帝王之數。而建造時作為一個府級之下的州城卻為何能夠使用如此規模的建制？原因正是地理位置優越，交通和軍事地位得天獨厚，www.628tf.com使得商丘不管在上古五帝時代、春秋戰國時期，還是唐宋繁盛之世，都做過帝王諸侯定都之處。其城址由于黃河水災等原因而經過多次重建，現在古城城南水下疊壓著春秋宋國都城、秦漢和隋唐時期的睢陽城、宋朝的應天府南京城、元朝的歸德府等6座都城，每次的重建古城的城制都有著不同的變化。據《宋史·地理志》記載，趙匡胤改應天府為南京，宋代應天府城分為京城、宮城和關城。宋代南京城規模宏大，分為宮城、內城和外城三重城。現存的商丘古城建于弘治十六年（1503）。《明史·地理志》云：“舊治在南，弘治十五年圮于河，十六年九月遷于今治。”[[[] 《明史，卷四十二，地理志》，中華書局，1974。]]于是就在明初舊城之北另筑新城。重建后完整的保留下來，在之后的50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先后作過府都、州都，也曾作過縣府駐地與省府臨時駐地。“從政治制度方面看，商丘歸德府的政治地位決定了其城墻內占地規模以及重要建筑的布局和建造形式。”[[[] 許繼清、劉立軒：《商丘古城空間演變的文化生態環境分析》，《山西建筑》，2010（25），20-21頁。]]

商丘古城作為明清兩朝的一府所在地，其公共事業基礎設施包括恤政建設和科教公民活動設施一應俱全（圖4）。恤政方面，在古城中設養濟院、漏澤院[ 漏澤院：城西南隅，劉信建，孤老之死者棺以葬之于此。]、惠民藥局、羲堟，按照人們日常接觸程度的不同，分布在古城的不同位置。而居民的公共活動和科教設施則全部集中在城的主要干道兩邊，原有的水井、廁所為梅花形狀，布局合理。歸德府為府級行政城市，從其行政管理職能角度，可以從三個主要職能角度來看其城市空間分布，分別為：府、縣兩級行政中心的分布空間；文化與恤政分布空間；禮制祠祀分布空間（表1）。其中，府、縣兩級行政中心的分布空間，占據古城的重要位置。歸德府級行政中心分布位于南北大街以東中心區域，四個城門大道與之相通。縣級行政中心位于古城西南區域，西門、南門為主要活動區域。倉儲均靠近府治與縣治；文教與恤政分布空間，緊圍繞行政中心，體現當時為科舉入仕的職能。禮制祠祀分布空間，除文廟外，其余均分布在民眾便于活動的區域，以關廂地帶為主。而軍事機構則在城市中心十字口及城門附近。整個城市布局南部緊密繁華，一般市民都隨商市所在而散居就近地段。北部屬于交通便利、環境幽靜的地段是官僚、地主、富豪的邸宅首選之地。文教中心位于東城區東城門正對市中心的主干道旁，與府級行政區連在一起，此區域為府城的核心區。東門及東門主干道主要服務于府縣行政業務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