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期的美國處于資本主義第二個黃金時代，戰后的國內洋溢著一種樂觀主義的情緒，人們開始享受一個完整和平的年代。知識分子開始宣揚一種“意識形態終結”論[注釋：

 C. Wright Mills, “Letter to the New Left”, New Left Review, No.5, September-October, 1960, https://www.marxists.org/subject/humanism/mills-c-wright/letter-new-left.htm，檢索時間，2015年1月16日]，認為在西方已經沒有真正嚴重的問題，“混合經濟加福利國家加繁榮”[  C. Wright Mills, “Letter to the New Left”, New Left Review, No.5, September-October, 1960, https://www.marxists.org/subject/humanism/mills-c-wright/letter-new-left.htm，檢索時間，2015年1月16日]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只要遵循這樣的公式，美國的資本主義就會一直保持生機，國家福利也會持續發展直至達到社會公平。在米爾斯看來，這種樂觀情緒不過是一小撮西方知識分子的自我滿足，反映出他們在政治上的無力與冷漠[ C. Wright Mills, “Letter to the New Left”, New Left Review, No.5, September-October, 1960, 

https://www.marxists.org/subject/humanism/mills-c-wright/letter-new-left.htm，檢索時間，2015年1月16日]。米爾斯通過對勞工領袖、白領和權力精英三個階層的權力現狀進行分析，指出19世紀那種建立在獨立的小企業主基礎上的美國民主已經成為過去，現今的美國正處在一種中下層無權，上層權力集中的民主缺失狀態。米爾斯對美國社會的激烈批判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不僅推動了美國社會學批判性研究的發展，也為隨后興起的新左派運動提供了理論先導。

國外對米爾斯的研究主要可分為“社會學的想象力”、社會政治學思想、“知識分子”思想三方面。國內對米爾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學的想象力”的文本解讀和“中產階級”理論[ 李海霞：《C·賴特·米爾斯研究評述》，《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第11期，第78—81頁。]。本文擬從形成過程、主要內容和影響三方面對米爾斯的社會政治思想進行梳理，說明米爾斯思想的來源和產生的歷史背景，進而探討其思想中可供當代中國借鑒的部分。

一、米爾斯的社會政治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相較于同時代的社會學家，米爾斯強調對社會結構的研究必須與歷史相結合。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韋伯研究方法的影響，韋伯強調比較研究不僅要對同時期不同社會結構進行比較，還要將所研究的社會結構與它不同歷史時期的狀況進行比較。米爾斯的著作遵循著這一研究方法，將20世紀中期的美國社會與19世紀的狀況進行對比，進而分析美國社會權力變化情況。因此要理解20世紀中期的美國社會和米爾斯的觀點，就必須先了解此前的美國社會及其變化。

（一）20世紀前半葉美國政治格局的變化

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運動首先開啟了行政機構權力強化的局面。20世紀初美國的兩位進步主義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與伍德羅·威爾遜，留下了重要的政治遺產，即為加強總統和聯邦政府行政部門權力所作的努力。他們重塑了總統的權威，使行政機構實現了現代化，另外還建立了聚集了一大批專家的各種機構、委員會。進步主義者寄希望于這些機構，希望可以由此推進民主進程，實際上卻加強了由專家組成的政府和官僚機構的權力，開啟了聯邦官僚機構建立的進程。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全國經濟聯系的建立，美國的政治也日益商業化。總統柯立芝曾將美國的商業理念表述得淋漓盡致：“美國人的事業就是做生意，建造工廠的人實際上建立了一座教堂，工作在那里的人實際在那里做禮拜。[ [美] 加里·納什， 劉德斌 等譯，《美國人民——創建一個國家和一種社會》（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66頁。]”羅斯福的新政加強了政府權力尤其是行政部門的權力，開創了政府干預經濟的先例，使得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進一步鞏固。

兩次世界大戰也推進了美國聯邦政府權力的日益加強。戰爭以及戰爭所引發的各種問題在諸多方面都要求賦予聯邦政府更大的權力，同時戰爭也促使美國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聯合，戰爭中聯邦政府龐大的開支，為那些從事軍需品生產的企業提供了巨大的經濟利益，逐步產生了后來所謂的“軍工復合體”。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經過戰爭的洗禮與政治的變革，成為了一個更加現代化的國家，聯邦政府掌握了更大的權力。

在各種從未有過的機遇和挑戰中，美國一步步成為了世界大國。在戰后初期，美國的繁榮掩蓋了各種不公與矛盾，人們將美國的成就和地位歸功于秩序的勝利，知識分子致力于為現行制度的合理性進行論證，功能主義在此時興起，成為戰后美國社會學最重要的流派。功能主義有一定的保守傾向，其重要命題之一是認為“系統內任何部分所發生的變化將會導致一定程度的不平衡，進而導致其他部分也發生相應的變化，最終導致整個系統發生一定程度的重組，總會存在類似的重組和趨勢使社會系統重新恢復平衡狀態。”[ [美]魯思·華萊士 [英]艾莉森·沃爾夫 劉少杰 等譯，《當代社會學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5頁。]功能主義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對價值觀的強調。在功能主義盛行的同時，作為對結構功能主義的反思和對立物，社會沖突理論也逐漸興起，與功能主義強調社會團結和社會成員的共享價值觀不同，沖突論理論家強調的是社會分裂以及由于人們所追求的物質利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爭[ [美]魯思·華萊士 [英]艾莉森·沃爾夫 劉少杰 等譯，《當代社會學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5頁。]。這一理論在60年代發展到鼎盛，反映出此時美國社會沖突的加劇。

在此之間的40、50年代是米爾斯思想形成的重要時期，此時卻是左翼運動衰落，而“新左派”運動又尚未成型的階段。在這樣一種環境下米爾斯的思想與其說是受左翼運動的影響，不如說是受其缺席的影響。他喪失了對美國左翼運動的信心，同時又看不到新的寄托，這使他看起來總是顯得憤憤不平。然而這種失望和隨之而來的警示卻正是米爾斯的價值所在，他的朋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曾說道：“我發現當你悲觀絕望時，你的觀點是最有說服力的。那聽起來更像你自己，也更接近現實。[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7.]”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米爾斯敏銳地察覺到了20世紀的美國所發生的變化及其帶來的問題，并進行了針對性的分析和批判，成為美國社會學研究方向轉變時期的重要代表人物。

（二）米爾斯的個人生活經歷

米爾斯1916年出生于德克薩斯州韋科，他的父親是一名保險推銷員，也就是米爾斯所說的新式中產階級的一員。他的母親是一名天主教徒，遵從母親的愿望，米爾斯也受洗成為了天主教徒。但少年時期的米爾斯就與教會決裂，堅持進入公立學校讀書。在父親的堅持下，米爾斯最初進入德克薩斯農業技術學院就讀，這是一所軍事化學校，對傾向于智識的米爾斯來說那里的環境格外令人厭惡。在與室友合寫的給學校報紙的兩封信中，米爾斯批判了學校對新生欺侮的文化。他聲稱“愛國精神的最高形式就是批判主義[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17.]”。值得注意的是，米爾斯用利用課外作業中的社會學內容進行了這一批判：“如果這種（高學年的學生用命令使低學年學生為他們完成雜務和差事）就是領導地位，那么就是我的社會學教材大錯特錯了——因為這種統治不過是建立在暴力之上，而任何一種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社會統治都是錯誤的。[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17.]”

在這個學校度過了第一學年之后，米爾斯的思想已經初具雛形：信奉理性和科學，對傳統等級制度極度厭惡，以及對社會學學習的愿望。不過隨后在德克薩斯大學的學習對米爾斯思想的形塑有更大的作用。在這里他接觸到芝加哥學派實用主義、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制度學派等各種學術流派，其中的芝加哥學派實用主義對米爾斯的影響尤為重要。受芝加哥學派的影響，米爾斯一直認為人文科學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反對將社會學看做是一種與社會調查截然分開的專業化學科。在1938年底米爾斯說：“我的思想啟蒙之父是實用主義，當我意識到時我已身處其中。[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17.]”

在德克薩斯大學學習期間米爾斯建立起了一種歷史的和宏觀的社會學方法論，這將他與戰后的大多數致力于對社會進行精密分析的人文科學學者區別開來。不同于以喬治·倫德伯格為代表的一些社會學家主張依照自然科學建立社會學的研究方法，米爾斯認為沒有哪種研究方法是普適的，人類也不會像其他自然客體那樣行動。社會學家的研究應該針對社會實體，社會學理論應該來自于具體的實踐，“真正適用于社會實體的社會學方法規范來自于社會調查”[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28.]。米爾斯也不贊同學科間明確的界限劃分，而一直致力于跨學科的研究。不過此時的米爾斯與同時代的大多社會學家一樣，都認為規范社會學的研究范式是首要的，米爾斯對實用主義的興趣主要在于用它來修正“社會學混亂的方法論”[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18]。

19世紀末，社會學在美國成為正式學科，實用主義哲學在這一研究領域的運用促進了美國社會學的本土化發展。盡管如此，美國的社會學仍處于方法論的混亂之中。在1938年帕森斯寫道：“我們都深有同感，必須先解決眼前混亂的局面，否則將寸步難行。[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26.]”然而這種研究方法混亂的狀況卻恰恰吸引了米爾斯。1939年米爾斯同時獲得了社會學學士學位和哲學碩士學位，同年他拒絕了芝加哥大學哲學系的邀請，進入威斯康星大學學習社會學。威斯康星大學的獎學金雖然也影響著米爾斯的考量，但對于年輕有抱負的米爾斯來說此時的社會學無疑有著更大的吸引力。相對于已經發展得高度規范、專業化的哲學，此時缺乏理論規范的社會學仍是一門相對更為開放的學科。米爾斯第一篇正式發表的文章就被美國高級期刊www.628tf.com《美國社會文化》采用，顯示出米爾斯的才能在社會學領域的廣闊前景。

米爾斯以方法論研究為敲門磚進入了社會學領域，進入威斯康星大學之后卻逐漸遠離了方法論的研究，他將學生時代顯示出的非凡志向日漸轉移到了政治問題研究上。早年米爾斯并不關注政治，而是醉心于社會學理論的研究。他將學生時代的自己描述為“沒有人情味的自我主義者[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14.]”，他將“沒有人情味”解釋為社會學所需的客觀冷靜。在1936年給他父母的信中，米爾斯提到了德克薩斯大學的政治動亂，表示他無意參加，不過是將此時的校園看做是“社會學家的實驗室”而著迷[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16.]。但是在威斯康星大學期間，米爾斯結識了漢斯·葛斯，這對米爾斯的研究興趣轉變有著重要的影響。后者是法蘭克福學派曼海姆的學生，并將韋伯的思想介紹給米爾斯，他們合著了馬克思·韋伯文選。在此影響下米爾斯對研究宏觀的社會結構興趣漸濃。到了40年代早期米爾斯開始關注權力和社會結構的問題，并認為這些問題亟待解決。二戰的爆發給了米爾斯很大的震動，米爾斯后來回憶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我對政治興趣大增，對它的思考成就了一個激進的我。[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46.]” 

1941年米爾斯獲得了博士學位，隨后在馬里蘭大學任教，直到1945年。在此期間他經常到紐約去，在那里他接觸到了很多左翼運動家。與此同時他的寫作風格也發生了轉變。米爾斯早期的作品大多是發表在專業期刊上艱澀又抽象的社會學專業論文，從1942年起，米爾斯開始向左翼知識分子雜志大量投稿，并努力使自己的寫作風格更為通俗易懂。在轉變研究方向的同時，米爾斯也努力改變自己的讀者群。這使他逐漸脫離了學院式社會學家的形象，變得為人熟知。他的大學同事認為這是嘩眾取寵，稱他為學術暴發戶，米爾斯則指責他的同事對現實的漠不關心。自1946年起，米爾斯開始執教于哥倫比亞大學，直至1962年病逝。米爾斯的重要著作都完成于這一時期，包括《新權貴：勞工領袖》（1948年）、《白領——美國中產階級》（1951年）、《權力精英》（1956年）、《社會學的想象力》（1959年）等。后期米爾斯的學術傾向更為激進，關心世界革命形勢和青年學生運動，傾心于小冊子的寫作，如《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起源》（1958年）、《聽哪，洋基!》（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