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沒有創(chuàng)立任何學派，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象力》和其他作品仍如他所望，對社會科學的學術界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有很多在六十年代受教育的學者都深受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象力的觀點影響，從而批判帕森斯的社會學理論以及官僚導向的社會研究，擴展了社會學的研究視野。這雖然也使社會學更加的分裂和混亂，但也引起了對米爾斯畢生致力于探索的問題的關注。自1964年起至今，美國社會學會（SSSP：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授予體現(xiàn)米爾斯社會學觀點的著作以“米爾斯獎”（C. Wright Mills Award）。

米爾斯思想遺產(chǎn)對于新左派也有重要的啟蒙意義，他對美國社會的批判在新左派對理論最急需的時候出現(xiàn)。www.628tf.com很多人因米爾斯對社會的中肯分析而崇拜他，對于這些人來說，《致新左派的一封信》為大學生在社會變革運動中起軸心作用的觀點賦予了正當性。在這封信發(fā)表后不長時間，就被美國新左派運動的最重要的雜志，《左派研究》轉載。之后也被學生爭取民主社會（SDS：Student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美國新左派的第一篇宣言，《休倫港宣言》的起草者湯姆·海登認為米爾斯是戰(zhàn)后為數(shù)不多可以“看透虛偽、欺騙、混亂、特權、非理性和極權主義[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218.]” 的思想家。保羅·雅各布索爾·蘭道在1966年寫道，“如果這一運動（新左派）有精神之父，那非米爾斯莫屬。這一運動的很多產(chǎn)物都要屬姓C·Wright[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218.]”

米爾斯的思想常常被看作是他性格自然的延伸：獨立、頑固、以及顛覆。但就像米爾斯的成就不能只歸功于他個人性格，他思想的優(yōu)點與局限也受制于他所處的時代與地域。正如米爾斯本人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所說的“人們只有將個人的生活與社會的歷史這兩者放在一起認識，才能真正地理解它們[ [美] C·賴特·米爾斯，陳強、張永強 譯，《社會學的想象力》，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第4頁]”。米爾斯的思想，特別是局限性方面與同時代為他所反對的自由主義多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堅信戰(zhàn)后經(jīng)濟的發(fā)展可以帶來普遍富裕，像自由主義一樣，米爾斯也忽視或至少輕視了貧困、種族壓迫、以及環(huán)境可持續(xù)問題的嚴重性。他們都沉浸在戰(zhàn)后美國的一致與共識中，沒有看到實際的美國處于更多的變動與沖突之中。這些局限性表明比起人們對其特殊性的過多關注，米爾斯的思想更是20世紀中期美國社會的產(chǎn)物。就像米爾斯說過的必須將卡爾·馬克思放在19世紀去批判，我們也必須將對米爾斯的思想放在20世紀的背景去評價。與此同時，他的激進主義又具有高度普適的特點：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等級制度、軍國主義，熱衷于更加公平、民主的社會，以共同理想為基礎構建一個更加美好公正的社會環(huán)境。米爾斯的激進主義的吸引力也恰恰在于其非教條、非宗派的特點[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6.]。正如昆廷·斯金納所說對任何知識分子的借鑒都應遵循“為我所用[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219.]”的原則。通過對米爾斯思想的梳理，可以看到的白領理論中對人的異化和科層制的發(fā)展的探討對我國社會現(xiàn)狀的借鑒意義。“社會學的想象力”這一宏觀的社會學理論中將個人的經(jīng)歷與歷史發(fā)展結合起來理解，關注人的心理在社會中的作用等思想，也同樣值得歷史學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