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題研究現狀：

  花木蘭是中國古代傳說的四大巾幗英雄之一，是中國南北朝時期一個傳說色彩極濃的巾幗英雄，她的故事也是一支悲壯的英雄史詩。千百年來，花木蘭一直是受中國人尊敬的一位女性，因為她又勇敢又純樸。1998年，美國迪斯尼公司將花木蘭的故事改編成了動畫片，幽默、夸張，生動、形象地再現了花木蘭的英勇事跡，受到了全世界的歡迎。重新塑造的具有個人主義和女性主義精神的花木蘭形象吸引了國內外不少學者對之進行了深度解讀。 國外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相對甚少，美國的吉夫.可如迪(Jeff Kurtti)在《木蘭的藝術》(The Art of Mulan )（1998）中說，“迪士尼的制作者們認為僅僅強調木蘭的行為是為履行女兒的義務不足以令那些不了解孝道的觀眾信服，所以迪士尼將木蘭的從軍動機定位于木蘭對父親的愛和尋求自我價值兩個方面,后者更有女權主義思想的體現”（5）。美國的麥格雷爾如此評論《Mulan I》（1998），“我們又一次跌入了一個刻意操縱的敘事陷阱，我們看到迪斯尼這臺文化工業的壓路機碾碎了本土文化和習俗，將其固有的值觀灌注到一個以勇敢和愛情洗刷恥辱的故事之中，從而保證了票房收入”（48）。誠然，這部影片因為注入了個人主義和女權主義新元素因此受到了全世界范圍內很多觀眾的歡迎。 近年來，國內學者對兩種花木蘭形象也有一番研究。畢耕和李冬青在《<花木蘭>:迪斯尼演繹的東方傳奇》（2000）中電影改編的風格特點、故事情節的設計、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藝術表現手法等方面對影片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探討,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影片的藝術特色后指出，“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優美詩篇,能夠在西方的銀幕上表現得如此生動精彩、美輪美奐，這充分說明不同民族的優秀文化是屬于全世界、全人類的”(35)。這也表明了中西方文化融合有一定的必要，所以學者賈東亮和李琳的《從電影Mulan看中西文化的融合與沖突》（2005）以電影的各場景來分析中西文化的融合與沖突的角度，藉此指出“整部電影通過對一個東方典型的塑造達到了成功，這是文化融合和認可的表現;另一方面,東方文化的被動被改造也是我們必須警惕的，在故事的背后,中西文化的融合與沖突也因此凸現了出來，美國以至西方文化對東方帶來的影響值得我們深思” (120)。所以說文化的融合有著兩面性，我們要理性地對待它。魏邵飛的《花木蘭形象的文化變遷——從樂府<木蘭詩>到卡通<花木蘭>》（2006）采用文獻考證、形象學、話語分析等研究方法,借鑒了文化研究的批評視角的方法詳細剖析了木蘭形象的變遷(1)。花木蘭形象的變遷使我們意識到了中美文化存在著本質性差異。王新舒在《木蘭“出走”之后———談迪斯尼影片<花木蘭>的變與通》（2010）一文中通過談迪斯尼影片《木蘭》的變與通得出了“分析迪斯尼《花木蘭》中體現出來的中美文化的差異與融合，既可以增強人們對域外文化的認識與了解，又可以使國人更清醒的審視傳統文化的特質，推陳出新，促進民族文化的復興與新生。”（27）的結論。劉迎春的《論中美花木蘭形象之差異》（2011）的研究中通過花木蘭的形象對比得出“產生中美兩國的花木蘭形象差異的原因其實就是東西方文化的隔膜，也是西方人對東方文化誤解的一個具體的表現，在對花木蘭故事的改編中，美國人拿去的只是中國花木蘭的名字，并沒有得到中國女英雄花木蘭的精神和文化傳統。”(P103)的觀點。韓玉強的《美國電影Mulan的個人主義文化透視》（2012）中通過對比的方法指出，“木蘭代表著美國個人主義的文化主導模式： 強調個人的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認為個人是價值的主體，崇尚個人奮斗帶來的成功”(29)。任晨的《中美文學與電影中花木蘭形象的跨文化闡析》（2013）認為，“木蘭故事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瑰寶之一，中國古代故事能歷經千百年依然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除卻引起中國現代學者對木蘭故事本身價值的挖掘發展之外，能否更好地可持續利用這些文化資源，發展自身文化更應得到目前學界的深入思考”(2)。 綜上，學者、評論家們從各個角度對中美花木蘭的不同形象進行了探討研究，使該研究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 

課題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對比分析花木蘭在中國文化中的形象和在好萊塢動畫片中的形象的區別，并探討說明造成這些差別的原因。通過探討研究得出美國好萊塢把中國文化中勤勞勇敢和善良淳樸的花木蘭形象改造成為一個具有鮮明的個人主義和女權主義精神的花木蘭形象，其終極意圖在于向全世界范圍內的觀眾宣揚美國的個人主義和女權主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