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選題的理由或意義： 

存貨是企業流動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流動資產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40%一60%之間，其價值是否對企業期末擁有價值的真實性具有重要而直接的影響。它將企業命運與市場緊密聯系在一起，通過它企業可以直接感受到市場的風云變幻，及時調整經營戰略；存貨的多少也意味著資金占壓量的多寡，企業的存貨是反映企業生產經營、流動資金運作的晴雨表，但也往往成為少數人用作調節利潤，偷逃國家稅費基金的調節器。而存貨的這一切功能，都是通過選擇不同的存貨計價方法來實現的。

因此，對企業的期末存貨價值進行計算，對企業的會計核算具有重要的意義。但目前，發出存貨的計算方法卻有很多，不同存貨計價方法的選擇對企業會計核算以及財務狀況有著直接影響，這主要表現在，不同的計價方法會導致不同的存貨估值和企業報告利潤，并進而影響到企業的稅收負擔、經營業績、現金流量等一系列方面。由此可見，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從實踐層面，任何企業都應該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以及在法律規范準許的范圍內選擇最有利于企業經營的存貨計價方法來進行會計核算。

存貨的計價方法有很多種，常見的有：個別計價法、先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移動加權平均法、后進先出法、計劃成本法、售價法等。而在最新的企業會計準則中取消了后進先出法，是存貨計價領域的一次重大變革。本文試圖從我國上市公司存貨計價方法的選擇著手，分行業進行存貨計價方法選擇的統計，通過數據比較，提出影響存貨計價方法選擇的潛在因素，分析新準則的變革對企業產生的影響，對各個企業在放棄后進先出法后，存貨計價方法的再次選擇提出建議，各企業要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全面考慮后作出選擇。對于計劃成本法這種適合制造企業的方法予以推薦。本文的目的是為新準則下存貨計價方法的選擇提出合理的建議。

注：可用A4紙加附頁

學術回顧： 

在上世紀70、80年代對于存貨計價的研究中，對于先進先出法和后進先出法的比較時一個很重要的議題，而其研究主要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變更為先進先出法或者后進先出法所產生的效應，用以區分機械性假說和無效性假說，其結論是混合性的，相互之間并不一致，而該類研究得到的證據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1）Biddle和Iindahl 在改用LIFO所產生的非正常收益率進一步分析時發現，非正常收益率與稅金節約額和虛擬的盈利變化額均為正相關。Abde1kha1ik（1985）從契約成本的角度研究存貨計價方法的轉變對公司管理人員報酬的影響,以此解釋在高通貨膨脹時期,FIFO與LIFO仍然并存的現象。他的研究證明，改用LIFO沒有對根據盈利計算報酬的管理人員采用不利的影響；（2）堅持采用FIFO，并由管理人員控制的企業，其管理人員采用盈利計算業績報酬方案的比例要高于其他類型的公司。公司股票β系數的變化，Ball(1972)和Sunder(1973，1975)的證據表明企業轉而采用LIFO會提高公司的β系數，增大風險，Lys(1982)簡介證明了采用LIFO會提高β系數，但是Biddle和Iindahl(1982)卻找到了LIFO會降低β的證據，可見存貨計價方法的變更對與β系數的影響只是一個經驗問題；第二類研究考察企業為什么在一個時段內堅持選用某一種方法，而不究這些會計方法之間的轉換所產生的效應。簡言之，這類研究面向企業而不面向市場，多使用核心概念就是企業各個利益團體之間的契約成本。Hagerman&Zmijewski(1979)首次研究了FIFO與LIFO之間的選擇，并以此驗證了管理人員薪酬計劃假設和政治成本假設，政治成本用規模和集中度來表示。Hunt(1985)研究了1974、1975年度選擇FIFO與不選擇FIFO的公司之間的差異,他按規模和行業配對抽樣,排除規模和行業的影響,作者的證據并不支持薪酬計劃假設,但是支持股東與債權人間代理成本的假設,而且這兩類企業受管理人員控制呈顯著差異。

Lee(1985)按必須至少連續七年采用FIFO或者LIFO的標準選取樣本,規模和行業直接用作解釋變量,并將規模和行業視為表示企業生產與投資機會的變量,作者的證據支持效率假設,即管理人員選擇會計政策是為了股東財富最大化,而不支持政治成本假設和股東與債權人之間代理成本假設,作者沒有檢驗薪酬計劃假設,本文的討論也將主要遵循第二類研究的思路。

相對于國外研究,國內學者對于存貨計價的研究采用規范研究的方法比較多,而采用的實證分析方法比較少,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閩慶全和劉云中討論了1998年我國上市公司對先進先出法和后進先出法的選擇,檢驗了總資產、主營業務收入、長期負債比率、利息保障倍數、β系數、資本密集度等指標的顯著性，從而部分驗證了會計政策選擇的規模假設、代理成本假設和效率假設；趙富平(2004)以我國上市公司1998-2002年年報財務數據對存貨計價方法的選擇進行實證研究，得出規模小的企業選擇新進先出法的動機比較強，而企業的生產投資機會、長期負債等因素對存貨計價有顯著的影響；王金平(2005)在其《上市公司存貨計價會計政策問題研究》一文中抽取了38家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對上市公司存貨計價方法進行了實證統計和分析,并對上市公司采用的存貨計價的方法作出了論述。

新會計準則取消了后進先出法之后,企業利用發出存貨計價進行盈余管理的空間大大縮小,而學者們對于后進先出法與先進先出法的研究也顯得失去了意義。而與此同時,計提存貨跌價準備成為了“盈余管理”界的新星，此期間的文獻研究重點放在了準則轉回前后上市公司對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行為以及新準則實施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表現上。任凌玉(2006)將一年度虧損上市公司和盈利上市公司進行對比研究發現，虧損公司在虧損當年提取較高的資產減值準備，若果第二年公司扭虧，那么其虧損當年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數額顯著大于其扭虧年度的計提數額，同時扭虧公司在扭虧年度會大量轉回資產減值準備。開金梁(2007)對制造業上市公司一年的資產減值準備動機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實施八項資產減值準備計提政策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報表中資產的質量，壓縮了會計報表的水分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在選擇資產減值政策時有利潤平滑因素的存在，同時也受到證券市場監管政策如配股動機、避免退市等的影響對于制造業上市公司來說，資產負債率越高，其資產減值率越小。

研究表明新準則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有一定的遏制作用，如王麗(2008)對連續盈利的上市公司一用實證研究的方法進行研究發現頒布的新企業會計準則縮小了我國上市公司利用資產減值政策調節和控制盈余的空間，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企業管理當局的盈余管理的行為。但是上市公司利用資產減值政策進行盈余管理的現象依然存在，如逍遙(2007)以滬市股公司為研究樣本，用實證的方法研究了上市公司資產減值轉回的會計政策的選擇行為。作者發現，近年來上市公司主要用來轉回的項目是壞賬準備和存貨，另外，我國證券市場的監管政策、公司的資產獲利狀況以及公司的治理結構也會顯著影響公司的資產減值的轉回。李揚(2008)對微利上市公司的研究中發現微利公司理論上雖然基于提升業績的動機會減少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比例，但其采用轉回減值準備的方法進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并不顯著。此外公司所屬的行業的盈利能力對其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與轉回的行為影響不顯著。

注：可用A4紙加附頁

框架結構：

一、引言

二、目前存貨計價會計準則

 （一）個別計價法

 （二）先進先出法

 （三）加權平均法

 （四）移動加權平均法

三、存貨計價會計準則的改革

 （一）已被取消的后進先出法

 （二）存貨計價準則改革的意義

四、期末存貨計量會計政策選擇對企業的影響

 （一）對企業財務比率的分析比較

 （二）對當期應納稅額的影響

 （三）對企業稅收籌劃的影響

五、研究結論及建議

主要觀點：

存貨是企業的一項重要的流動資產,是企業生產經營的重心；存貨項目種類繁多且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導致存貨計價的方法涉及許多復雜事項，也使得利用存貨計價會計政策的選擇調解會計利潤成為許多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有效手段。www.628tf.com2006年我國頒布的新會計準則中，取消了后進先出法，壓縮了企業利用存貨計價會計政策進行盈余管理的空間，與此同時也使得在此之前盛行的FIFO與LIFO選擇研究告一段落。通過對于2007-2009年滬市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發現取消后進先出法之后，企業對于存貨計價方法選擇以及不同的存貨計價方法對會計問題的影響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本文通過描述性分析發現加權平均法在后進先出法被取消之后，被加以使用的情況大大增加。加權平均法一家獨大的局面也反映出在利用存貨計價進行盈余管理的作用被大大弱化之后，我國企業利用發出存貨計價方法進行科學管理存貨的意識并沒有改善，而更加看重加權平均法相對于其他幾種方法核算簡單的優點。

在驗證了新會計準則頒布后我國上市公司對于存貨計價方法的選擇情況之后，本文實證分析了度有關于存貨計價的盈余管理情況：發現我國企業利用發出存貨計價方法進行利潤調節的空間被壓縮之后，通過計提期末資產減值準備調節利潤水平已經成為新的盈余管理重要手段；同時發現經濟效益差的企業相比經濟效益穩定的企業進行存貨計價盈余管理的動機更為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