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和意義:

    研究目的：

    地方政府是中央與群眾聯系的紐帶，而基層政府更與人民群眾緊密相連，基層政府的的一切管理與服務活動都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國基層政府主要管轄的是占我國土地大部分面積的農村地區，農民對基層政府的信任與否直接影響到我國新農村建設的進程。目前，我國正處于轉軌變型的特定歷史時期，由于新舊體制的摩擦沖突、社會利益分化、價值取向多元化以及外來文化沖擊等諸多社會因素的影響，我國很多農村基層政府的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水平、質量和意識與民眾價值期待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基層許多政策落實不到位，實施效果不明顯，群眾利益得不到真正保障，導致我國近年頻頻出現一些群體事件、上訪事件等反映群眾對基層政府信任缺失的現象。盡快解決基層政府的信任危機，重塑基層政府的良好形象對于提高民眾的滿意度、提升政府公信力、創建服務型政府、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

　　理論意義：

　　首先，為基層政府行政的合法性奠定理論基礎?；鶎诱墓帕嵸|是基層百姓對政府履行公共職責情況的評價，同時也是對政府合法性的檢驗。信用政府能夠增強人民群眾的社會信任感和歸屬感，政府失信則會導致民眾對基層政府信任的喪失，從而造成社會普遍失信，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基層政府必須以其主動的行為和良好的政績來不斷贏得民眾的信任，從而獲得源源不斷的穩定的支持。

　　其次，有利于強化基層政府的服務意識。在政府系統，尤其是基層政府系統中存在著權力過于集中、政府工作人員貪污腐敗、政府與民爭利以及民眾信任危機現象，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也在某種程度上威脅著政府的執政根基，威脅社會安定團結大局。因此我們要下大力氣研究基層政府誠信的相關理論，在基層營造濃厚的政府誠信的意識理念，從而使全社會有真正的信任氣氛。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以“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務實工作取悅于民、取信于民。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基層政府的執政地位，提升基層政府的公信力，從而得到更多百姓的信任與支持。

    實踐意義：

    1.基層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度影響基層政府的行政成本和行政效率。只有當群眾相信政府的時候，政府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民眾才能主動理解、支持政府的各項決策。否則，政府的各項政策、方針會成為一紙空文，即使強制執行相關政策，也會帶來行政成本高昂的后果，并且效率低下。群眾對基層政府的信任度很容易受到損害，有時很可能因為政府的一個小小失誤，一夜之間就會喪失全無，因此，需要給予加倍的珍視基層政府的信任危機。

    2.研究基層政府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在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下，發展現代市場經濟，就需要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機制、制度和規則來約束誠信行為，規避誠信風險，這種機制、制度和規則就是社會誠信體系，而政府誠信尤其是與人民群眾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基層政府在社會誠信體系中占據了關鍵地位。政府誠信研究尤其是基層政府研究本質上就是：在市場經濟和政府之間建構一種有效的協調機制，這樣既可以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價值規律調節市場的功能，由市場依其應有的契約、誠信等交換規則去運行；又可以積極利用政府有限配置稀缺資源的制度安排權限，做市場不能做和做不好的事情，從而有效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3.提高我國基層群眾對基層政府的信任度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和保障?；鶎诱帕姴粌H有利于推進地方民主政治的發展，還有利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和諧發展?；鶎诱墓帕κ巧鐣€定和發展的基礎條件，良好的地方政府公信力能夠促進整個社會信用水平的提升，基層政府公信力的水平深刻影響著當地社會廣大民眾、社會組織的信用行為和社會風氣，有利于保證社會的和諧穩定，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

課題研究現狀:

    一、問題的提出

    信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鍵紐帶，是社會生活運行的基本要素，它使社會交往變得更加順暢，使社會交易更加順利可靠，從而使社會變得更加和諧。同樣，民眾對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的信任也是政府更好運行的重要保證。

　　政府信任危機早已不是一個新興的話題，它已經存在于我國以及世界其他各國上百年。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的政府信任關系每況愈下，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日本在內的西方國家頻發“政府信任危機”。政府信任是指民眾對于政府的信任關系，是當前西方學術界在政府研究中的一項重要課題。它反映了民眾對于政府施政的滿意程度，折射出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反映了政府與民眾的關系。隨著民主政治的日益完善，政府信任問題越來越受到民眾的關注。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越來越注重民主的真實性，中央政府的各項制度日益完善，工作效率也越來越高，越來越得到人民的認可。然而，與人民群眾的生活密切相關的基層政府依然存在很多問題，百姓對基層政府的信任度遠遠不如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

　　目前，我國農村正在經歷著新農村建設這樣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業，國家和農民之間的關系在稅費改革之后 又具有了新的涵義，近年來，發生在農村的各種集體性事件、政府和農民之間的沖突和糾紛都不同程度的與農民對政的信任分不開，也與政府對農民的信任分不開。作為政府一個層級的基層政府主要包括區縣、鄉鎮政府以及城市的街道辦事處。它們數量眾多，位于政府體系的終端，是國家政權的基礎。加強對我國基層政府信任即普通民眾對于基層政府的信任的分析研究，有利于從政府信任的角度探討和解決基層政府治理的相關問題。因此，很多學者開始研究基層政府出現的信任危機的原因及對策，希望盡快解決基層政府和農民群眾之間的不信任狀態。

    二、國外研究

　　國外一些學者早已對出現的政府信任問題開始了研究。西方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強調，執政者不得假借公職，營取私利。政府必須依靠平等和溝通來取信于民，執政的官員必須與普通的群眾之間建立一種“友好”關系，決不能凌辱一般群眾的財物，執政官員一定要遵守民主和平等的原則，必須靠權力的監督、靠防止貪污腐敗來取信于民。

　　西方學者盧曼把信任區分為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兩種信任，他認為信任有助于簡化復雜性。馬克斯·韋伯認為，中國社會的信任關系基本上是建立在親緣或類似親緣的個人關系之上的，對自己人有著很強的信任，對外人卻極不信任。羅伯特·布魯斯·蕭指出了在商業機構中建立起信任的氛圍，他揭示了如何在逆境的情況下建立信任的方法。祖克爾把信任劃分為基于交往的信任、基于行動者具有的社會文化特性的信任、基于制度的信任三個方面。

另外，羅素·哈丁認為我們普通群眾從根本上來說，根本不可能信任政府。他指出首先是由于社會太復雜，我們每個人所掌握的信息很有限；其次是我們與政府之間的直接聯系非常少，很少有直接溝通的機會。所以我們不能做到足夠的相信政府，政府與公民的關系更多是一種歸納預期的關系，而不是一種信任關系。

    三、國內研究

    我國有許多學者對政府信任有所研究，他們從不同的角度研究政府信任。

　　1.從宏觀的角度來研究政府信任。主要代表人物有張康之、孟慶存、婁成武、張旭霞等。張康之教授認為，信任使一個群體成為整體，信任使人的一切需要合作的行動及時地得到響應，而真正的信任又根源于道德，是人的持續的道德行為把人們之間的交往關系轉化為信任關系。孟慶存認為，在政府與公信任關系的構建中，應考慮四種因素：公眾對政府的了解；政府本身的運作和表現；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轉型時期的政府角色。婁成武教授認為，通過行政倫理的創新，可以使政府信任建立以人為本的基礎上，使政府信任的基礎更加牢固，使信任主體即社會公眾更加增強對信任客體即政府的認同。張旭霞認為，信任關系本質上是人心所向的問題，實際上體現了公眾對自身利益和前途命運的關注，是對自身利益代表的信任，改善政府與公眾的信任關系是現代政府自身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

　　2.從公務員素質角度研究。這些學者主要有江山、王艷春等。江山提出了要通過提高公務員素質來加強誠信政府建設。他認為公務員素質的保障是誠信政府建立的重要途徑，指出了素質低劣、信任低下的人進入政府機關是政府信任危機的重要原因，提出要通過內部約束和外部監督兩個方面采取措施來解決政府信任危機。王艷春提出了要從加強公務人員的道德修養強化政府主體意識，樹立公眾守信表率的角度來解決政府信任問題。認為政府要通過加強行政誠信教育，強化誠信意識，使政府的公務員充分認識自己的使命，提高公務員的理論水平和道德修養，破除特權和人治思想來解決政府誠信缺失問題。

　　3.張成福、張超等人則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使用信任這一概念。張超認為政府信任是一種特殊制度的信任，要健全制度，對失信行為進行制裁。張成福認為信任是一個規矩、誠實、合作的行為所組成的社區中所產生的一種期待。他們從公共服務、官員的道德、腐敗、公民的參與、績效和政策透明度等方面強調了重建政府與公民的信任關系的措施。

　　4.國內有許多學者從信訪制度這個角度來研究政府信任，這方面的代表主要有于建嶸、胡榮、康曉光和李連江等。他們主張從政治體制現代化的視野來重新確定信訪制度的功能和目標，即在強化和程序化信訪制度作為公民政治參與渠道的同時，要把公民權利救濟功能從信訪制度分離出去，確定司法救濟的權威性，把信訪集中于人大，來確保信訪人的合法權益。同時總結出要擴大信訪機構的權力，使其具有調查、督辦以及彈劾和提議罷免的權力。胡榮通過定量研究證明農民對基層政府的信任度偏低，而對高層政府的信任度較高。解決政府信任流失的根本不僅在于信訪制度本身，還在于一方面要建立農民的利益表達機制，另一方面要健全制度保障農民的利益，這是增強政府信任的有效渠道。

　　5.有些學者從政府干部和民眾之間的信任來研究政府信任。主要代表人物有楊善華、張千帆、趙瑞政和葉芳等。楊善華通過對基層政府干部與群眾信任環境和信任特點的研究認為基層政府干部與群眾信任關系惡化的原因在于：一是相關基層制度不健全，二是個別官員重視政績而不信任群眾。所以要加強制度建構和發展農村經濟。張千帆認為只有農民真正獲得民主自治的憲法權利之后，他們才能“信任”中央政府，同時才能相信地方政府的政策將反映和尊重他們的利益。趙瑞政研究了體制轉軌、社會轉型對農村干部和群眾信任關系格局的影響。

　　6.在政府信任的表現中，作為典型代表的群體性事件已經被許多學者研究過，其中主要有邱國良、劉偉、劉孝云。邱國良認為熟人社會的信任在解決鄉村糾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熟人社會的信任對于解決大規模群體性沖突則顯示其功能性的不足。劉偉認為，一方面，村民總體上對群體性活動尤其是涉及村落公共事務的活動信心不足；另一方面，村民對各類精英的期待與精英現實之間存在落差，村民對現有精英的信任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期待不同類型的自生性精英。    

四、研究不足

目前，國內外對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可謂相當的多，而且成果豐碩，也使得政府信任這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解決。但是，這些研究大多都是從較宏觀的角度來研究普遍性政府的信任危機，而較少從比較微觀的、與人民群眾聯系緊密的、針對具體情況的基層政府的角度來研究。同時，對信任規則和信任制度建設重視不夠，雖有論述，但深度和廣度上仍有欠缺，。所以造成許多研究過于空洞，對于解決實際問題缺乏針對性和可行性，遠遠不能滿足實際需要。另外，很多研究都是建立借鑒西方研究的基礎之上的，與我國的實際情況并不完全符合，缺乏揚棄的過程。

課題研究主要內容、實施方案及創新點:

    本文主要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簡單介紹基層政府信任危機的目前形勢。通過搜集一些反映基層政府的信任危機的具體事件，群體事件和公民上訪現象頻頻發生等反映了目前的基層政府信任形勢堪憂。

　　第二部分探究基層政府信任危機產生的原因。原因包括四個方面：首先，政府內部原因具體有基層政府人員素質較低、基層政府人員官僚主義作風嚴重、基層政府政策多變和執行力不強、基層政府的行為不當基層政府各項制度、機制不健全五個方面的原因；其次，公眾方面的原因是公眾對政府的評價思維定勢，缺乏客觀公正性、公民民主意識增強，對政府的要求更高和社會公眾缺乏足夠多的利益表達渠道；再次，媒體傳播的原因：部分媒體的歪曲事實報導和媒體報導的偏向性；最后，社會環境的原因：不公平現象普遍存在，社會信任水平整體下降和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社會矛盾凸顯。

　　第三部分探尋緩解基層政府信任危機的對策。根據四個方面的原因，相應提出四個方面的解決措施。分別是：第一，政府層面。包括加快建立新型政府的步伐、提高基層政府的危機公關能力、合理定位基層政府的角色、建立健全各項制度、機制和擴寬溝通渠道，加強政府與民眾的溝通。第二，公眾方面。具體包括：以客觀公正的態度評價基層政府，了解和體諒基層政府和加強學習，提高自身政治素養，積極參與民主政治。第三，媒體傳播方面。媒體需加強學習，提高職業道德素質、制定合理的規章制度，規范媒體秩序和加強對媒體的監督管理。第四，社會環境方面。包括培育社會誠實守信文化，提高社會整體信任水平與進一步深化改革，創造公平的社會環境。

第四部分是結語，概括總結了要解決基層政府的信任危機，需要政府、公眾、媒體和社會的共同合作，共同努力。

實施方案：www.628tf.com

本文主要通過現今基層政府信任危機存在的現狀，分析其產生的基層政府內部原因、公眾方面的原因、媒體傳播的原因和社會環境的原因，并具體提出政府、公民、媒體和社會各方面相應的解決措施。希望以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重新建立基層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信任，促進我國基層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

為此，本文采用了以下一些方法探討我國基層政府信任危機的原因及應對措施。

1.文獻研究法。在本論文寫作之前和寫作過程中，筆者廣泛閱讀、研究了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尤其是借鑒國內相關專家學者的觀點看法，為研究提供充實的論證基礎。找出目前我國基層政府存在的信任危機的多方面原因，并據此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

2.比較研究法。通過對美國社會組織發展情況的分析，與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相比較，指出我國社會組織發展的水平較低。也是因為這一原因，使我國基層政府的服務水平相對于美國較低，民眾各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滿足，由此產生了一定的政府信任危機。

3.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方法。本文通過將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相關理論觀點，與本國基層政府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探究出符合本國國情的解決措施。

創新點：

筆者在研究我國基層政府存在的信任危機的可能原因時，考慮到了政府、公眾、媒體和社會環境等多方面的影響因素，盡可能將原因的各方面包括在內。并且，在研究政府內部的原因時，將其劃分為政府人員的思想意識、行為、能力、各項制度機制等多個層次來分析。從橫向和縱向多角度考慮，并為此一一提出相應的措施，希望更多可能地適合我國基層政府面臨的信任危機，盡快解決這一危機，促進我國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