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評價一項法律制度，就要結合相關案例與其司法實踐來進行評判。在這里我例舉幾個唐代的案例加以分析。

（一）張瑝張繡兄弟復仇案

    張瑝張繡兄弟是唐玄宗執政時期嵩州都督張審素的兒子，開元十九年，張審素遭部下陳纂仁誣告，稱其貪贓枉法，玄宗便派監察御史楊汪前去審查。楊汪先將張審素關押在雅州監獄，自己則到雟州按察謀反案。張審素的另一部下董堂禮護主心切，擅自殺了陳纂仁，又以兵七百人包圍了楊汪，脅迫楊汪為張審素雪冤。楊汪脫身后心懷仇恨便上奏“因深按審素，構成其罪”。張審素本人因“謀反”處斬后，兩個兒子張瑝、張琇因未成年，流徙嶺南。幾年后，張瑝張繡兄弟逃回洛陽，隱姓埋名，藏匿市中。這時楊汪已為殿中侍御史，并改名為萬頃。開元二十三年，張瑝張琇趁夜在街上截擊楊萬頃，將其砍死，之后將父親的冤情及殺死萬頃的原因寫成表狀掛在斧頭上，逃亡江南，并準備繼續殺其他仇家，然后再向官府投案自首。但還沒達成就被官府捉獲。此案轟動朝野，民眾群情激憤，一致同情張氏兄弟，認為他們年紀雖小，卻能為父報仇，堪稱孝烈。中書令張九齡也認為應寬恕，“宜貸死”。而侍中裴耀卿與李林甫堅持認為“國法不可縱報仇”，否則會破壞國家的法律。玄宗支持后者意見，他說：“復仇雖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居存。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之成復仇之志，赦之虧格律之條。”說“殺人而赦之，此途不可啟也。”于是下令處決了瑝、琇二人。兄弟二人之死，引得民間十分痛惜，市人集資斂錢，葬張氏兄弟于北邙山。又擔心楊萬頃家人未來報復，特地建了疑冢數處，讓旁人無法找到。

從這一案例我們可以發現，張瑝張繡兄弟雖然在殺人后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同情，但是唐玄宗最終還是在禮法中選擇了維護法律權威。因此他說“復仇雖禮法所許，國家設法不可容此”。他同情他們出于孝道復仇，但是若因孝道仁義禮法而赦免，那么國法何在，對于以后的統治也不能保證不會造成影響。再看最后，雖然張瑝張繡兩兄弟已被下令處死，但是害怕楊萬頃家人前來報復，世人專門建造了疑冢數處，來迷惑旁人。這與移鄉避仇在本質上其實差距不大，因為人活著可以移徙至千里之外躲避，但是死后還是害怕遭到復仇，便出此下策。

但也不是所有復仇案件都不可被赦免。唐憲宗時期還有一案較為著名，就是少年梁悅為父報仇后衙門自首，被赦免死刑改為流放的案件。韓愈為此還專門寫了一篇《復仇狀》，其中這樣說到“伏以子復父仇，見于《春秋》，見于《禮記》，又見《周 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 于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 《復仇狀》韓愈]翻譯過來則是臣下（韓愈）認為兒子替父親復仇，在《春秋》、《禮記》、《周官》等典籍中都有記載，數都數不過來，從來沒有因此而治罪的。按理說這是最應該被詳細寫進法律條文里去的，但是現行刑律中沒有關于與殺父仇人不共戴天的條文；這并不是有意存疑而未寫出的文字，如果不允許孩子為父親報仇，便會傷害了孝子的心愿，而且又會違背了先代帝王的教訓；但是如果允許孩子為父親報仇，人們又便將會憑借著這一法令去擅自殺人，從而就再無法合法的阻止此類事情發生。韓愈引經據典來將此案的中心由如何判罰引導至儒家經典的禮學上。隨后又說“有復父仇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等于又繞了個圈子，讓以后凡是有這種為父親報仇的案子，就交給尚書省，來讓大家一起商議。然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以后再把商議結果報告給皇上，最后再由皇上來思考處理，這樣做才是最符合儒家精神的。而唐憲宗最終也的確選取了一個折中的方法，將梁悅判為流放處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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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代賈孝女案

    賈孝女，濮州鄄城人。年十五，父為族人玄基所殺。孝女弟強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躲撫育之。強仁能自樹立，教伺玄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強仁詣縣言狀，有司論死。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閔嘆，詔并免之，內徙洛陽。[ 《新唐書·列女·賈孝女》]

其意為，賈孝女是濮州鄄城人，十五歲，父親被組人玄基所殺害。孝女的弟弟強仁年齡還小，孝女不肯嫁人，便躲起來撫養養育弟弟長大。等到弟弟強仁能夠自立了，便教導他伺機殺了玄基，取出他的心臟至父親墓前，以告在天之靈。強仁后來去了縣衙訴說了這一事情，要被判處死刑。孝女便請旨請求代替弟弟去死。唐高宗感嘆此事，下詔赦免了他們，令他們遷徙至洛陽。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本案是最為典型的移鄉避仇處理方式的案件。賈孝女的弟弟強仁殺了殺父仇人玄基，后被官府判處死刑，而賈孝女又請求代為受死。唐高宗最終感動于他們的孝心和姐弟情深，決定赦免死刑，改讓他們遷徙至洛陽安置。強仁是本應死刑卻被赦免，最后被要求遷徙至洛陽，滿足了移鄉避仇的要求。是一次值得贊揚的司法實踐。